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後，蔣介石很快就判明紅軍的意圖，急調40萬大軍圍追堵截，妄圖一舉消滅紅軍。在這萬分危急的關頭，“左”傾領導者才不顧紅軍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執意要按原計劃北上湘西，去與二、六軍團會合。紅軍如繼續北上，無疑將鑽進敵人預先佈置好的羅網。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領導層對原定計劃的爭論。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率先起來對“左”傾軍事路線進行公開的批評。
12月11日，紅軍佔領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裡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
通道會議研究了軍事問題，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而為爾後黎平會議決策紅軍戰略計劃轉變，作了必要的準備。
通道會議以後，經過毛澤東的努力説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佔領黎平。
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
黎平會議最後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終於被黨中央採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1934年12月下旬，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2師向沅渡疾進，李雲傑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四個師、周渾元二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松坎駐紮。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4個師集于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岩門渡以西百餘裏的十幾個渡口，以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燬民房和船隻，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遊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淩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幹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佔領遵義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産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産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遵義會議後，紅一方面軍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開始向川北進軍，渡過赤水河，準備渡長江北上。這時。蔣介石為防止中央紅軍渡江入川同紅四方面軍會合，立即調集重兵，企圖堵擊紅軍于川江南岸地區。由於敵情的變化，紅軍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雲南境內的扎西（今威信）地區集中。在紅軍向扎西地區集結過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內連續召開會議。
扎西會議是長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實際上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義會議決議的正式成文，都是這次會議最後完成的。這次會議為實現長征中的戰略轉變，進行了切實的指導和部署。同時開始了以負黨中央總的責任的張聞天和紅軍實際上最高領導的毛澤東互相配合，領導全黨全軍的新格局。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指揮了四渡赤水戰役的偉大勝利，使紅軍由被動變為主動。由於部隊連續作戰，非常疲勞，而且有些戰鬥，如土城、魯班場、習水等幾次戰鬥，也沒有打好。這就引起基層出現某些怨言。而且這種情緒在中央和紅軍領導層中也有所反映，出現了一股小小的風波。
會理會議針對當時部隊的思想情緒，進一步闡明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會議總結了遵義會議以來在川滇黔邊實行大規模運動戰的經驗，討論了渡江後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北進，搶渡大渡河，向紅四方面軍靠攏。
會議批評了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的錯誤，從而統一了認識，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堅持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可以説，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它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1軍團2師4團與紅4方面軍先頭部隊9軍25師74團在四川懋功達維地區勝利會師。1、4方面軍會合前後，在4方面軍工作的中央代表張國燾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的認識就同黨中央存在著分歧。為了統一戰略思想，黨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
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為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深入發展革命運動，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面。
為貫徹兩河口會議的決定，中央軍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奪取甘南，赤化川陜甘為目的的《松潘戰役計劃》，並將一、四方面軍分編為左、中、右三路北進。
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雖表示擁護黨中央關於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北上方針，會後口頭上也贊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區，但行動上卻藉口所謂“組織問題”沒解決，按兵不動，故意延宕四方面軍的行動。為了增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和信任，進一步統一兩大主力紅軍的行動，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蘆花（今黑水縣城）舉行會議。
蘆花會議（又稱黑水蘆花會議）是紅軍長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繼兩河口會議之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蘆花會議全面總結了四方面軍的歷史經驗，一、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會上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對於增進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兄弟團結，統一部隊組織與指揮，起了一定的作用。
為了推動張國燾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黨中央政治局決定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舉行會議。
朱德、鄧發、凱豐、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周恩來、傅鐘、博古等相繼發言。發言者贊同張聞天的報告，並對決議草案的內容提出一些補充意見。同時，強調必須提高黨在紅軍中的威信，認為這是增強紅軍戰鬥力的關鍵。這實際上是不指名地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張國燾在會上極力為其錯誤進行辯解，認為退出川陜根據地和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聯邦政府都是正確的。
沙窩會議對於加強1、4方面軍的統一領導與團結，堅定創建川陜甘根據地的必勝信心，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這次會議也開始公開暴露出張國燾與黨中央的政治分歧。
沙窩會議後，張國燾在毛兒蓋召集四方面軍軍以上幹部會議，非法審查中央路線，公開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當時，敵人正加緊在南線進犯紅軍，造成對紅軍後方的嚴重威脅。
為了進一步統一戰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舉行會議，著重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
毛兒蓋會議是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的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的行動方針，是對兩河口決定的補充，對於明確紅軍主力發展方向，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危險，起了積極的作用。
毛兒蓋會議後，1935年8月底，右路軍（中央紅軍）穿過茫茫草地到達班佑、巴西一帶，等待與左路軍會合。但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後，違抗中央命令，拒不與右路軍會合，並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內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
這次匆匆開始、匆匆結束的會議就是著名的“巴西會議”。巴西會議又一次將紅軍從危機中解救了出來。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為克服由於張國燾的陰謀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俄界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問題。俄界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為教育並挽救張國燾本人，黨仍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並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所以，這個《決定》當時只發給黨的中央委員，沒有向全黨公佈。
俄界會議公開批判了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和軍閥主義傾向，改變了在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確定用遊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絡，創建新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對於克服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與軍閥主義，保證黨中央北上方針的貫徹實施，有著重大的意義。
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報紙上了解到陜北有一個大的蘇區根據地，有一支活躍的紅軍，還有遊擊隊和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羅鎮召開會議。
榜羅鎮會議解決了俄界會議所未能解決的在陜甘建立根據地的具體目的地問題，確定了保衛與擴大陜北蘇區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這對於黨中央把陜北作為抗日的前進陣地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會後，毛澤東、彭德懷于9月29日率第一縱隊先行出發，抵達通渭城，邁出了向陜北前進的第一步。
根據榜羅鎮會議作出的保衛與擴大陜北蘇區的新的戰略決策，黨中央率陜甘支隊通過通渭地區，翻越六盤山，又經過1000多裏的艱苦行軍和英勇作戰，從甘肅進入陜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達鐵邊城。黨中央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
吳起鎮會議是榜羅鎮會議和鐵邊城會議的繼續和完善。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會議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陜北的戰略決策，決定黨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完結，開創了黨中央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陜北的新的歷史時期。這次會議為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順利會師作了準備，對團結和匯聚西北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這次會議對我們黨由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的轉變和黨在西北地區開始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作了重要的準備，起著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長征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族的解放，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詩，是中國革命史上樹起的一座高聳入雲的豐碑。
長征是一個可以傳之久遠的東方神話，一條綿長的精神礦脈，一面永遠鮮艷的文化旗幟。
紅軍業績彪炳千古，長征精神永放光芒！
8０年前的那次震撼世界的遠征，不只屬於那個年代。
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們，尤其是年輕人，如何將長征精神發揚光大，僅僅是口頭上的頌揚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將其切實融入到自己的言行當中。
長征是一個可以傳之久遠的東方神話，一條綿長的精神礦脈，一面永遠鮮艷的文化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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