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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遵義市遵義會議紀念館。韓加君攝/光明圖片
【詩歌裏的長征】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當時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列席了會議。他特意創作了《七律·歷史轉折》一詩,以“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等詩句,表達紅軍將士的喜悅之情。
的確,遵義會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解決了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是中國共産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在此之前,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始,“左”傾教條主義一直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佔據統治地位。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被迫長征。對此,毛澤東曾經指出:從1932年1月開始,反“遊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産,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
“舵手一易齊槳櫓”。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一)毛澤東同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委託(中央政治局)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遵義會議的上述重要決策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開始在中共中央居於主導地位。
遵義會議解決了事關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軍事路線問題,是中國共産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起點。毛澤東指出:中國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由於共産國際、蘇聯共産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其錯誤指導往往給幼年的中國共産黨帶來許多消極影響。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階級關係以及革命道路等問題提出一系列錯誤論斷。“左”傾教條主義者照搬照抄共産國際的錯誤指示,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失敗的切膚之痛,推動著中國共産黨從“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下解放出來,認識到確立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思想路線的重要性。
如這首詩所言,“革命從此上新途”。遵義會議實現了中國共産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轉折。遵義會議前的14年,中國革命歷經艱難曲折。遵義會議後的14年,中國革命不斷贏得勝利。長征勝利之後,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産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成為中華民族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解放戰爭,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者單位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薛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