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精神永遠激勵我們奮勇前進

中國新聞來源:宣講家網 2016年09月27日 10:5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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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將士面臨一條條波濤洶湧的江河，一座座巍然聳立的雪山，一片茫茫無際的草地，前有重兵大炮的堵軍，後有鋪天蓋地的追兵，上有狂轟濫炸的飛機……就在這“敵軍圍困萬千重”的逆境中，中國共産黨人及其工農紅軍徒步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過24條江河，轉戰10余個省，終於同總兵力多達100萬的敵人苦戰中殺出了一條活路。長征給人們一種深刻的啟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支軍隊，只要有艱苦奮鬥的精神，無私奉獻，就能夠成就事業，創造輝煌。

　　1934年10月開始，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舉世聞名的長征。紅軍首先從江西瑞金于都出發，縱橫11個省，長驅二萬五千里，排除萬難，1936年10月最終勝利會師陜北。

　　光陰荏苒，一晃80年過去了。80年前的長征，紅軍表現的英勇是史無前例的，那是中國共産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壯舉，是一部氣吞山河的英雄史詩。

　　然而，對於中國革命史上這樣一副無比壯麗的歷史畫卷，人類軍事史上一個空前的奇跡，歷史虛無主義者們對其中一些事件卻肆意污衊，更有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輕人提出質疑。因此，透過歷史的眼光在今天重新思考當年紅軍為什麼要“長征”，到底“走”出了什麼 ，是有必要和重大現實意義的。

　　紅軍長征的“走”，走出了一個戰略大轉移。時間回溯到1930年—1933年間，視紅軍為“匪”的蔣介石調集國民黨軍隊向南方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發動5次“圍剿”。前四次都以紅軍勝利而告終。而第五次，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領導下，紅軍反“圍剿”失敗。而在中國東北，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大舉進攻中國。為拯救中國人民，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紅軍選擇北上抗日。此時卻又面對著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怎麼辦？危機之中，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部隊共八萬六千人，從江西瑞金地區出發，被迫實行戰略轉移，轉移到國民黨統治薄弱地區，在此建立抗日根據地。歷時兩年多的“走”，行程二萬五千里，歷經千辛萬苦，1936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征勝利結束，並在陜北建立起抗日根據地。此後，中國共産黨妥善地解決了西安事變，積極聯合國民黨抗日，召開一系列有歷史意義、關乎抗戰全局的會議，如洛川會議、瓦窯堡會議，發出全民族抗日的偉大號召，最終取得了全民族抗日的偉大勝利。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就説：“共産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麼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傑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顯然，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走”，就沒有中國共産黨及其紅軍的戰略大轉移。而這種戰略大轉移的勝利，又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紅軍長征的“走”，走出了一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井岡山時期，中國紅軍在毛澤東同志軍事思想的指導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隨著“左”傾思想佔領主導地位，紅軍在軍事鬥爭中節節敗退，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最終不得不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長征。在長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偉大的遵義會議，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有力地反對了“左”傾錯誤思想，會議集中地解決了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及其一整套作戰原則，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同時，遵義會議改組了黨的中央領導，增選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並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因而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捩點。正因為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黨才能堅持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緊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顯然，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走”，就沒有遵義會議，也很難有中國革命的轉折。

　　紅軍長征的“走”，走出了一支無比堅強的英雄軍隊。長征是中國共産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意志與險惡環境和兇惡敵人的一次殘酷較量。在敵人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中，在險惡的自然環境中，紅軍官兵的“走”，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嚼草根吃樹皮，以革命大無畏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頑強奮鬥、百折不撓，正如毛澤東詩中所雲：“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薄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磨礪下，在戰火紛飛的考驗中，紅軍官兵有了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一往無前的奮鬥精神和戰無不勝的血性品格，使中國革命從失敗中奮起，並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毛澤東同志在談到紅一方面軍長征的意義時曾形象地説：“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説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裏，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産。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佈，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佈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顯然，沒有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走”，就很難有如此堅強的人民軍隊。

　　紅軍長征的“走”，走出了一個無比崇高的長征精神。中國共産黨人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走”，走出了偉大的民族精神之一種——長征精神，給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種長征精神就是對革命理想和革命事業無比忠誠、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犧牲，敢於勝利，充滿決心和信心，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就是不怕犧牲，艱苦奮鬥，勇往直前，無私奉獻的崇高思想。

　　二萬五千里長征，在“走”的途中，紅軍將士面臨一條條波濤洶湧的江河，一座座巍然聳立的雪山，一片茫茫無際的草地，前有重兵大炮的堵軍，後有鋪天蓋地的追兵，上有狂轟濫炸的飛機……就在這“敵軍圍困萬千重”的逆境中，中國共産黨人及其工農紅軍忍受了酷暑嚴寒、乾渴饑餓，爬雪山，過草地，涉沼澤，眠雪野，食草根，徒步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過24條江河，轉戰10余個省，終於同總兵力多達100萬的敵人苦戰中殺出了一條活路。長征給人們一種深刻的啟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支軍隊，只要有艱苦奮鬥的精神，無私奉獻，就能夠成就事業，創造輝煌。

　　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英雄事跡、中國共産黨人及其工農紅軍鑄造出的“長征精神”，不僅傳遍了全中國，而且很快傳到世界許多國家。80年來，外國的記者、作家、史學家等一直在不斷地報道、研究、記述紅軍長征的光輝業績，慕名前來參觀、訪問長征的人絡繹不絕，有關紅軍長征的書不斷在各國出版。可以毫不誇張地説，紅軍的長征是中國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重要事件之一，也是使他們感到震驚和讚嘆不已的世界奇跡之一。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 斯諾在英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系統地介紹了紅一方面軍的長征，生動地描寫了紅軍搶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的動人情景和紅軍戰士表現出的革命精神。美國出版了I G 埃德蒙茲寫的《毛澤東的長征：人類大無畏精神的史詩》。顯然，沒有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走”，就沒有“長征精神”這一中華民族精神中的的瑰寶。

　　目前，我們的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80年前紅軍長征時的那種艱難困苦的條件大不一樣。但是，我們追尋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長征一樣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同樣需要發揚長征精神，克服一個個困難。隨著條件的變化，現在一些人對長征精神逐漸遺忘和淡漠了，不再具有遠大的理想和對社會主義、共産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沉溺于金錢的誘惑之中；不再具有不怕犧牲、不怕困難、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和英雄主義精神，一碰到困難就悲觀失望、怨天尤人，危急時刻也不敢挺身而出；越來越缺乏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艱苦奮鬥的高尚品德，而是只顧自我，追求享受，甚至目無法紀，腐化墮落；完全丟掉了密切聯絡群眾、依靠群眾、樂於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和優良作風，脫離群眾，甚至依靠人民給予的權力謀取私利，甚至欺壓百姓，作威作福。這些行為、思想和作風，與長征精神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的。今天，我們紀念長征勝利80週年，一定要從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走”的英雄模範事跡中，不僅吸取寶貴的精神動力，為實現我們的目標同心同德地奮鬥；還可以學到怎樣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聰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