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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8月10日電(馬衛防、婁思佳、楊茹)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湖南道縣和廣西全州縣的湘江兩岸地區,湘江戰役爆發。
此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為慘烈的一仗。在付出了巨大代價後,紅軍最終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到11月,已連續突破國民黨軍三道封鎖線,進入了湘南地區。此時,蔣介石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戰略意圖,遂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以薛岳、周渾元兩部16個師組成“追剿”軍緊緊追擊,以桂軍、粵軍共9個師在湘江兩岸進行封堵,企圖將紅軍殲滅于湘江以東地區。
國民黨軍雖然調集了25個師的兵力對中央紅軍進行圍追堵截,但這些部隊派系林立、各有其主,各打各的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曾向中共中央建議,乘各路國民黨軍調動之際,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或一路,變被動為主動。但博古、李德等人拒絕採納這些正確建議,一味要求中央紅軍避戰西進,喪失了可能在湘南一舉殲滅國民黨軍一部的有利戰機。
11月25日,中革軍委下達了強渡湘江的命令。
為了迅速渡江擺脫危局,中央紅軍主力晝夜兼程向湘江急進。11月27、28日,紅1、紅3軍團各一部搶在國民黨軍之前趕到湘江邊並成功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腳山鋪一線的渡河點,架設起5座浮橋。紅5軍團扼守蔣家嶺、永安關、雷口關等地區,遲滯追擊的國民黨軍。
此時,中央軍委縱隊已進至文市、桂岩一帶,距離紅軍控制的湘江渡河點只有80多公里。如果輕裝急行,完全可以迅速渡過湘江。但是,博古、李德採取的是大搬家式的戰略轉移,甬道式的行軍隊形,中央軍委縱隊行軍速度極為緩慢。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足足用了4天時間,才走到湘江岸邊。這不僅喪失了有利的渡河時機,而且使負責掩護渡江的紅軍各部隊不得不與敵人展開激烈的爭奪戰,致使各路紅軍都陷入了以少對多、以弱對強的險境,戰況慘烈,犧牲慘重。
11月28日淩晨,國民黨軍從興安、全州兩處南北對進,向紅軍先頭部隊發起猛攻,企圖封閉渡口;敵航空隊則將紅軍架設的浮橋全部炸斷,並向正往江邊運動的紅軍部隊狂轟濫炸,雙方展開激烈交戰。
11月30日,堅守界首以南高地的紅10團,一天之內犧牲了兩任團長;向江邊運動的部隊,在敵機猛烈轟炸下成片倒下。同一天,紅軍滯留于江東的部隊和機關人員與掩護部隊失去聯絡,各自為戰,傷亡慘重。
12月1日是戰鬥最為激烈的一天。當天淩晨,中共中央在兩個小時內連續發出兩份急電,命令確保西進之路在我手中,全力阻擊進攻之敵。電報強調指出: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紅軍廣大指戰員,發揚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同國民黨軍展開了激烈搏殺。由於夜間修復的浮橋再次被炸斷,未渡江的紅軍被迫涉水而過,追至江邊的敵軍則向江中猛烈掃射,紅軍官兵的鮮血染紅了滔滔湘江水。至當日17時,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大部渡過湘江,並於12月3日進入西延地區休整。
在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大部渡過湘江後,國民黨軍完全封鎖了渡口,擔負後衛的紅34師和紅18團及大批失散人員被截于江東,大部戰死。這是我軍歷史上首次整師整團的遭受損失。紅34師政治委員程翠林作戰中英勇犧牲,師長陳樹湘率部隊突圍時重傷被俘,誓死不當俘虜,從腹部傷口中掏出腸子絞斷,壯烈犧牲。紅軍將士英勇的獻身精神,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悲歌。
湘江戰役,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在湘江以東圍殲的企圖,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來最為慘重的損失,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這一嚴重失利,是“左”傾領導者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是錯誤路線的失敗。
湘江戰役的嚴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紅軍指戰員,包括一些曾經支持“左”傾錯誤的黨和紅軍高層領導,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
正如劉伯承同志在回憶中指出:“紅軍長征開始後,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四次反‘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由此以來,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特別是湘江戰役的嚴重失利,成為“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徹底破産的重要標誌,它為之後召開遵義會議,並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幹部和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