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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9月16日電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北京CBD國際商務節組委會等單位聯合主辦2014北京CBD金融圓桌會16日在北京朝陽區規劃藝術館舉行。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蒲堅進行了發言。
2014年9月16日,北京CBD與北京大學中國都市經濟研究基地、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等多家單位聯合主辦2014北京CBD圓桌會和CBD國際金融圓桌會議。圖為中國中信股份公司副總經理蒲堅演講。 新華網 陳競超 攝
[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蒲堅] 非常高興接受朝陽區的邀請,無論是作為在朝陽區註冊的經營者,還是朝陽區的居民,能參加朝陽區的國際金融論壇,我感到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們註冊在朝陽區,對朝陽區金融的發展也比較了解,在全國的範圍內,像朝陽區這樣集聚了金融門類這麼多,規模這麼大,服務質量這麼好,在全國也很少見,由一個區來召開國際金融論壇,可能在全國也只有朝陽區能做這個事情,所以,非常感謝!
我受職業和工作所限,只能從實踐的角度談談有關這個題目的想法和理解。一個月前,我有幸去國外參加國家組織的金融研討班,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合國的金融專家們都對金融做了很多的闡述。 在那個地方我們進行了很深刻的討論,包括公司內部制定自己未來發展規劃的時候也做了這樣的討論。剛才大家提出新常態都是從經濟數字,或者一般看法上講的,我覺得有這麼三個東西,我理解應該引起大家一些思考。
我們不是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中國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30年改革開放,回想歷史轉折中鄧小平的經歷,中信集團寫中信集團發展時,我們討論以後怎麼發展的時候,覺得有三點。 新的時代,指導思想還是發生了一些基本的變化。1、指導的方法論方面發生了變化,依憲治國,依憲治政是很重要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的表現形式就是習主席強調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方針。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目前所發生的變化,基本上都能從這個變化中找到依據,無論是強力的反腐也好,前30年和後30年之間的相互聯絡也好,還有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變遷也好,可能這在未來是一個新的常態。 2、事業型目標,中國事業型目標可能發生一些根本性的變化。具體表現兩個目標,一個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有一個是中國夢的實現。為什麼這麼説呢?大家都會理解到,前十年我們是方法上的改變,現在我們是目標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3、社會目標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沒有引起更重要的重視,我們要回答包容性的增長、和諧性的社會、共同富裕這些根本性的社會目標。因為這三個常態是相互連接在一起的,我們如果對這個變化沒有根本性的認識,我們做具體的工作,包括一些産業,一些行業都還會停留在原來的觀念上。比如説最近市場上也有爭論,我們經常會説,我們是回歸哈耶克還是回歸凱恩斯,大家經常會有這種爭論,我覺得還是實事求是的回歸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本的現實,這是我第一點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西方的金融界來講,可能是實踐的問題。我一個月當中參與了很多具體的風險控制、金融産品的設計這方面的東西,我覺得已經非常詳細,邏輯上非常強了。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産生,從貨幣、金融、資本主義,或者從競爭,從創新,其實他們都是邏輯一貫的,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這種體制是天衣無縫的,他們是一種實踐的問題。對於中國金融的發展問題,我覺得可能還是面臨兩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理論的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在金融方面的基礎理論,究竟應該沿著什麼樣的邏輯,沿著什麼樣的方向,去研究那些基礎的問題。我們習慣於學習,習慣於在存量的知識裏反復的探討,反復的推敲,但是30年改革開放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金融在基礎理論方面做得偏少。 第二個挑戰,金融的基礎理論增量知識方面也是非常的缺乏。中國的銀行,傳統的金融核心主業,可能全球找不出一個行業是利用大多數人的資源為少數人服務的金融行業,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金融普惠的時候,很多人説金融怎麼普惠,金融本身就是趨利的。當黨中央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就會想,全部的行業,像銀行,確確實實大部分人的資源,用大部分人的存款,集合起來為少部分人服務。剛才提到《21世紀資本論》,從整個實政研究來講,大概120年的實政研究,資本一直在侵蝕勞動,資本的收益,積累財富的速度越來越快,在經濟發達的時候,形成了1%人的收入,或者10%人收入佔的比例不是那麼突出,反而在經濟出現危機,出現下滑的時候,這個速度反而更快。這就導致了貧富的差距,收入不平等成為現在社會的主題。
在中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金融如果支持經濟轉型升級的話,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放再一個變量來考慮,與剛才講的三個常態,包容、和諧、共同富裕這個目標相距甚遠。 從目前政策的走向和政策整體的邏輯來講,這是我們金融理論界或者實踐領域的人們應該考慮的一個問題。 就中國的情況來講,金融支持經濟轉型,有一個問題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一個社會的發展究竟是靠什麼來推動的?有一個變量可能是以前大家並沒有認真的研究,或者沒有通過實政來研究,證明它是制約金融發展很重要的因素。社會的平均知識佔有量,我的看法,社會平均知識佔有量,我們這些年來人均GDP也好,人均收入也好,效率也好,跟社會平均知識佔有量密切相關,非常湊巧,我們人均GDP的比率和發達國家的比率正好跟人均社會平均知識佔有量非常高度的契合,在未來金融和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應該把這個作為提升的重要依據。
第三,除了基礎理論需要認真的研究和探索一條適合於中國新常態的道路,理論界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最近有一個非常大的感受,我們以前熟知的東西並不一定是真知。以前我們認為那些古典經濟學,金融領域的理論,都受到了現在社會新的挑戰。以前我曾經以為,技術是科學的衍生物,或者是科學的外化,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技術本身是自身進化的,而且它得出的結論,不是科學産生技術,而是技術産生科學,這對我的衝擊非常大。 我在前些年一直在推動中國土地信託化的研究,我以前曾經特別篤信一個觀念,只要農民的知識水平,社會平均知識佔有量比較高的話,他們就願意把土地集中起來,願意把土地交給更有經營能力的人去經營。但是最近的實政研究表明恰恰相反,我們以前認為的那些事情不一定是真的。金融支持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當中,在創新的理論支持下,創新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訴求的金融工具,而這種金融工具可能會對現在中國面臨的,除了一般的經濟發展以外面臨的重大問題,有一些開創性的作用。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我們不能否認,比如説老齡化的問題,兩億多的老人,在座人的孩子將來要養四個人或者五個人,究竟用什麼樣的工具來解決養老的問題,需要金融來解決。什麼樣的金融工具才能賦予土地以資本屬性,讓土地煥發出他的活力,金融工具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 實踐的問題,如果我們在理論上有更好的認識,在未來中國所走的這條道路當中,是不是到底有中國特色,或者在中國道路的角度上考慮中國金融的發展路程,實踐應該擔當這方面的責任,從事金融的人也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來。
最近我們在全國做了接近一百萬畝土地信託化流通的問題,用信託憑證把看似非常難以確權的土地確權問題解決了。大家都知道,有關土地確權來説明金融支持經濟轉型其實有非常大的空間和潛力。實際上我們在實踐當中,曾經在各級農村裏看,土地的碎片化,土地不是整齊劃一,要讓每一塊土地非常均等化的分給農村,在實踐當中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為了使經營權確權到每一家農戶,每個人身上的時候,理論上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實踐當中非常難做到。因此,每一個地方要把它確權就引起了新的社會矛盾,或者是農村鄰里之間的矛盾,因為碎片化的土地有好有壞,有很多不同的土地,要讓他們均等化的分給每一個人,那就要把好的均等化,壞的均等化,中的均等化。新一輪的土地均等化,實際上是我們這個國家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
通過信託這個金融工具的創新,使集體化的土地信託憑證化以後,把它均等化。在這個實踐當中,我們感覺到理論和實踐要並行,在朝陽區典型的城鎮化過程當中,有很大的責任,朝陽區東擴的過程當中,嶄新的金融工具來化解圍繞土地産生的各種社會矛盾,包括政治的矛盾,腐敗的矛盾,市場沒有效率的矛盾,都有很好的前景。 總結我上面的發言,中國其實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新的時代需要金融方面有新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還有實踐上的創新。作為一個實踐的從業者,我們想借此機會,在朝陽區舉行此次CBD國際金融圓桌會的時候,我們向朝陽區交稅的同時,希望在金融創新方面有所合作,有所成果,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