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新常態是不是意味著滑坡和退步？潛藏的風險會不會爆發？中國經濟的新機會在哪？
前文回顧
8月4日本版刊發“新常態 平常心”系列報道第一篇《新常態，新在哪？》。
報道認為，新常態是不同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態，實質上是經濟發展告別過去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階段。新常態主要有四個特徵：中高速，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優結構，經濟結構發生全面、深刻的變化，不斷優化升級；新動力，中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多挑戰，面臨新的挑戰，一些不確定性風險顯性化。
報道認為，新常態有利於就業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長平穩、物價穩定、質量提升，總體看，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正面、積極的。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徵。面對種種變化，悲觀者滿心擔憂：增長速度下來了，是不是意味著滑坡和退步？潛藏的風險會不會爆發，能應對得了嗎？已經高速發展30多年了，中國經濟未來還有機會嗎？
然而，在80後重慶小夥周馮銳鋮眼中，新常態卻是另一道風景。
“我們去年開始創業，主要針對辦公樓做節能改造。節能環保是經濟發展大方向，目前我們正在洽談的儲備客戶有10多家，市場前景很不錯！”
相同的話題，不同的感受，究竟應當怎樣看待新常態？
不是退步，是進步
用全面眼光看新常態，中國經濟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上半年，7．4％。當這一近年來幾乎最低的經濟增速數字公佈後，各方反應更多是淡定和從容。因為，在這份經濟半年報中，除了增長速度，人們還能讀出更精彩的內容。
——物價水平穩定，就業形勢較好，民生繼續改善……不再是一味地高速奔跑，中國經濟步伐更穩健。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投資，服務業增加值佔比繼續超過第二産業，高新技術産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明顯高於全國工業平均增速，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單位GDP能耗下降……種種失衡逐漸扭轉，經濟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
——宏觀經濟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堅持區間調控，突出定向調控，簡政放權，減稅讓利……複雜形勢下沒有強刺激，創新調控激發更多內生動力。
“什麼是退步？什麼是進步？關鍵看用什麼標準”，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説，新常態下，不能單純只從速度看經濟，而要用綜合指標來衡量。用全面眼光看新常態，中國經濟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新常態是“富態”。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基礎薄弱，物資極為短缺，百姓溫飽不足。在彼時的“窘態”下，要擺脫貧窮，後來居上，就必須奮起直追，全力加速。因此，運用各種條件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是當時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然而，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體量已今非昔比。如今，一年的經濟增量，就相當於20年前的全年經濟總量。由於總量和基數變大，每增長 一個百分點，在保就業、惠民生方面的效應也明顯增大。所以，如今的中國經濟，已不必再“糾結”于速度，而是站在更高層次發展平臺上，在提質增效、換擋升級 方面有更多追求。
新常態是“優態”。
30多年高速增長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也出現質量不高、結構失衡、資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問題。化解這些弊病，正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重要使命。
潘建成如此描繪新常態下的發展圖景：經濟增長將更平穩，由於更多依賴穩定的消費需求拉動，週期性波動的波幅會明顯縮小；經濟質量將更提升，表現為資源環境將得到更有效保護，收入差距縮小，社會保障趨於完善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則認為，新常態下，增長的數量和質量應有新的關係，在增長速度放緩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實現“六可”質量目標，即“就業可充分、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
新常態是“活態”。
經濟活力，從根源上來自市場微觀基礎。新常態下，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積蓄更強內生動力。營改增試點以 來，減稅總規模已超2600億元；上半年全國新登記註冊市場主體593．95萬戶，增長16．71％；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大幅增加受惠 面……簡政放權等改革的有力推進，讓市場主體真正放開手腳，將極大激發市場活力、發展動力和社會創造力。
有風險，能應對
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
進入新常態，恰逢“三期疊加”，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中國經濟能否有效控制種種風險，順利爬坡過坎？
舊有增長模式形成的風險因素，在新常態下隨著經濟增速的放緩可能進一步顯性化。傳統製造業産能過剩，地方融資平臺潛伏財政金融風險，資源承載壓力日益沉重，收入差距擴大，樓市走向撲朔迷離……這些風險隱患彼此交織，相互傳導，處置不當可能帶來連鎖反應。
經濟轉型升級關鍵期，新課題又接踵而來：經濟增速放緩，“機器換人”熱潮興起，會不會對就業産生壓力？工業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撲面而來，新興産業異軍突起，會不會對傳統産業造成衝擊？
更引人關注的是，儘管經濟整體運行于合理區間，但下行壓力依然存在。如果滑出合理區間，再要拉回來，就要付出巨大代價。
風險看似重重，卻不必談之色變。綜合各種因素研判，我們有條件、有能力掌控這些不確定性。
——應對風險，首先需客觀評估風險。
“總體來看，目前經濟發展中的風險和隱憂處於合理可控的範圍內。”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範劍平認為，以地方政府債務為例，從數據看明顯低於國 際公認的風險警戒線。我國是典型的高儲蓄國家，抗債務風險能力強。政府也有足夠威信，能夠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因此，這個風險並不可怕，發生全局性債務危機 的可能性很小。
有些風險並不會因增速下降而放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認為，過去認為經濟高速增長帶來高就業，反之則會導致失業，這存在一定誤 區。從實際情況來看，並不是所有的就業都需要靠經濟增長來實現。穩步增加就業手段有很多，如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和自主創業、加強職業技術培訓等。
——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
從客觀因素看，體量大，外匯儲備多，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迴旋餘地很大，市場空間廣闊，是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有利條件，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
從主觀努力看，黨中央、國務院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不斷積累新的調控經驗，向體制改革要動力，向結構調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潛力。以目前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有招數、有底氣。
——有些看似“頭疼”的問題，應對得當，反而能成為發展的有利條件。
“比如，機器換人會帶來就業壓力，但這目前主要發生在製造業。恰好我國産業結構在變化，第三産業比重提高，而第三産業的勞動力需求大，製造業擠 出的富餘勞動力是服務業發展的有利條件；再如，傳統産業和新興産業不免有衝突，但如果用信息技術去改造提升傳統産業，就能夠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協同推 進。”潘建成認為。
當然，風險雖不足懼，也不能掉以輕心。面對風險，戰術上要未雨綢繆，週密安排。
“新常態下，要主動認識風險，揭示風險，防範風險，而不應掩蓋風險。”潘建成認為，針對不同風險要各有具體應對之策，但核心思路是深化改革，徹底轉變過去的發展方式。
有挑戰，更有機遇
短期而言，經濟轉型升級有不少有利條件；長期來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如果將新常態放在更長的時間軸裏觀察，可以發現，中國經濟正面臨諸多歷史性挑戰。
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去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700多美元，成為典型的中等收入經濟體。能否成功跨越這一關口，是極具挑戰的難題。
這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期。改革開放30多年後，老百姓對分享發展成果的期盼越來越高，對社會公平正義、收入合理分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解決新時期民生難點、熱點問題迫在眉睫。
挑戰的另一面是機遇，新常態下，機遇大於挑戰。
短期而言，當下經濟轉型升級有著不少有利條件。
比如，物價平穩運行，為改革轉型拓展了空間。物價在2012年和2013年平穩增長2．6％，今年上半年則保持在2．3％的水平。“通脹壓力較小，為進一步推進資源價格改革提供了空間，比如上調能源價格，提高企業資源使用成本，倒逼企業轉型升級。”潘建成説。
再如，房地産市場合理回歸，也為地方政府擺脫土地財政提供了良機。
長期來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城鎮化釋放持久動力。
潘建成認為，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後是我國過去的不足，卻是新常態下的新機遇。 “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鎮化率過高，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城鎮化率都超過了80％，而我國城鎮化至少還有20多年曆程，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大國優勢提供發展支撐。
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內需的支撐力不可小視。目前，老百姓的消費水平正在由“千元級”向“萬元乃至十幾萬元級”轉變，汽車、信息産品 和文化産品已成為消費重點，不僅會極大地推動傳統産業發展，也將形成汽車製造、信息産業、文化産業等新型支柱産業，使産業體系更為協調。另外，我國人才資 源豐富，又具備技術後發優勢，有條件通過自主技術創新或技術引進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結構調整帶來巨大空間。
産業結構方面，目前過剩是相對的，主要是一般加工業的過剩，如重化工、鋼鐵、裝備製造、煤炭、初級産品等，這些市場已經趨於飽和。但是高端製造業、新能源、環保産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養老等現代服務業仍然短缺，潛力很大。
空間結構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同時也遇到土地和環境瓶頸，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仍相對落後，産業梯度轉移有寬闊餘地。
——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十八大以來，尤其是今年以來，經濟改革的動作頻頻，簡政放權改革大刀闊斧，財稅改革、價格改革、國企改革等重點領域改革好戲連連，改革紅利持續釋放，經濟發展後勁增強，成為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最大利好。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延伸閱讀）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區間。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國家，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後，未能邁入高收入門檻，成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拉美及東南亞國家落入“陷阱”的主要教訓有：
——發展模式未能及時轉型，創新乏力、勞動生産率提高緩慢。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錯失轉換發展模式時機。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不足，拉美和東南亞各國自主發展能力不強，未能形成本國獨立的工業體系。
——金融體系脆弱，實體經濟受到拖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國經濟增長速度從危機前幾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和1998年的－7．5％。
——收入分配不公，社會兩極分化。上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居高不下，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居民消費能力嚴重不足。
——政府效率低下，腐敗問題蔓延。政府效率低下，難以發揮調控宏觀經濟的主導作用。同時，拉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腐敗醜聞不斷，官僚經濟侵蝕市場活力、破壞經濟持續增長內生動力。
相反，日本、韓國、新加坡則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功經驗主要有：
——及時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實現了輕工業—重工業—第三産業的適時轉換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 國”到“技術立國”的轉變。此外，日韓均把刺激消費、拉動內需作為經濟持續增長的突破口，投資率不斷下降，消費率不斷上升，形成了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
——實施“科技立國”戰略，提升産業競爭能力。日本 “技術立國”戰略、韓國“科技立國”戰略及具體計劃的實施使日本和韓國産業競爭力持續提升，實現了從“技術模倣”到自主創新的轉換。
——重視合理分配收入，構建社會保障體系。日、韓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均吸取了歐美福利制度的經驗，建立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福利制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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