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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家不斷提高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和玉米的臨時收儲價格,有力地促進了糧食增産和農民增收,但隨著內部條件的變化,糧食價格支持政策也面臨新的挑戰。庫存積壓嚴重、財政負擔沉重,如何完善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完善糧食收儲制度,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是我國農業政策調整的重大課題。
■本報記者王方李晨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起始之年。屆時,中國糧食安全會面臨怎樣的形勢和挑戰?我國農業結構調整將從哪著手?作物生産和農産品加工技術如何創新?國內外食品安全戰略如何對接與落地?……種種難題待解。
近日,2015(第三屆)中國糧食與食品安全戰略峰會在京舉行。峰會以“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與增長動力接續”為主題,集中探討如何著眼于農業現代化推動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和動力升級,尋找“十三五”農業發展的新動力。
發展壓力重重
“糧食短缺毫無疑問將成為中國的歷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研究員表示,“對中國來講,糧食問題至少在量的供給方面將不再成為問題。”
他指出,中國糧食和食品安全狀況的改善,為中國應對改革發展的各種風險挑戰,保持經濟社會的平穩運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全世界緩減貧困和饑餓,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然而,“我們清醒地看到,可持續的保障糧食和食品安全的基礎並不牢固,一些方面可以説還非常脆弱,無論是外部的市場環境還是內部的要素配置,都對糧食和食品安全在現代中國提出了新的非常嚴峻的挑戰。”李偉説道。
糧食産量年年增産,李偉卻對資源代價的付出表現出深切的擔憂。“環境成本和經濟代價越來越突出。如果糧食生産繼續以這種方式透支,農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將被破壞,今後糧食産量的可持續增長就必然面臨更大的風險。”
與此同時,“十二五”時期,中國農業發展已經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開始從主要追求數量向質量、數量效益並重,從生産導向向需求導向,從拼資源拼消耗的粗放經營向創新驅動的集約經營進行轉變。
李偉認為,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國內糧食市場受國際市場的影響日益加深。近年來國家不斷提高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和玉米的臨時收儲價格,有力地促進了糧食增産和農民增收,但隨著內部條件的變化,糧食價格支持政策也面臨新的挑戰。
“庫存積壓嚴重、財政負擔沉重,如何完善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完善糧食收儲制度,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是我國農業政策調整的重大課題。”李偉指出。
經濟新常態下,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食品質量安全的隱患仍然較多。“面對兩億多農戶、四十多萬家食品的加工企業、三百多萬個食品經營主體,政府現有的監管能力嚴重不足,而進口食品的質量安全問題也不能讓人放心。”李偉表示。
農業結構調整
不久前剛剛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特別強調,要以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結構調整是題中之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業結構調整大體經歷了四輪。眼下第四輪結構調整是在‘六高’背景下提出的。”農業部種植業司副司長潘文博介紹,“六高”即糧食産量高、進口量高、庫存量高、消費量浪費量高、調運量高、資源消耗量高。
他指出,“從種植業來看,我國現在面臨的四大矛盾和問題是品種結構不平衡、種植效益在下降、生産方式仍粗放、農産品競爭力弱。”
就結構性矛盾而言,小麥産區基本平衡,稻穀平衡有餘,玉米階段性供大於求,大豆缺口逐年擴大;棉花、糖料、油料受資源約束和國際市場的衝擊,進口量大幅度增加,生産出現下滑;同時我國優質牧草短缺,如苜蓿的進口量逐年增加。
“這一輪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兩保、三穩、兩協調’。‘兩保’即保口糧、保穀物,口糧自給率100%,穀物自給率95%以上。‘三穩’即穩棉油糖,棉花自給率基本滿足國內消費,食用油自給率30%以上,糖料自給率37%左右。‘兩協調’即蔬菜的菜籃子生産與需求協調發展、牧草的生産與畜牧業養殖協調發展。”潘文博表示。
調整的重點何在?潘文博説:“非優勢區的玉米。”著力點放在了鐮刀灣地區。這個區域近10年來是我國玉米增長最快的、增量最大的。同時又是典型乾旱區、生態脆弱區,一個靠天吃飯的區域。調完之後,考慮重點改種青貯玉米、苜蓿和牧草等,同時搞大豆—玉米輪作、雜糧和馬鈴薯等耐旱作物。
潘文博表示,技術路線是適應性調整、種養結合型調整、生態保護型調整、種地養地結合型調整、有保有壓調整、圍繞市場調整。“對於結構調整,我們今年就開始做了,現在主要通過試驗示範來引導農民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