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關鍵是中國共産黨思想上政治上路線正確

中國新聞人民日報 2015年09月15日 10:4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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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緻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這一要求十分重要。

　　在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個月，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1971年，他在一次談話中又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結論。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制定執行了正確的政治上的路線

　　中國共産黨主張堅決抗戰，徹底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産黨立即發出了抗戰宣言，動員全民抗戰。1932年4月15日，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比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早了9年。而此時國民黨面對日本侵略卻採取“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調動大軍“圍剿”紅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國共兩黨合作抵抗日本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同志等又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7月13日毛澤東同志題詞：“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在延安市共産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上，毛澤東同志號召每一個共産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需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同日還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而7月17日，蔣介石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準備實行對日抗戰。這些事實充分説明，中國共産黨從一開始就堅決抵抗日本的侵略，把抗戰到底作為自己始終不渝的路線。

　　中國共産黨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實行全民抗戰。七七事變發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也斷言：“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就指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1938年5月毛澤東同志發表的《論持久戰》，深入闡發了中國民眾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強調弱國要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就必須全民動員起來，進行人民戰爭，這樣才能取得持久抗戰的勝利。抗戰期間，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依靠人民群眾實行全民抗戰，開展人民戰爭。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于美國，而且更慘的是敗于中國。正確地説，敗給了中國人民。”

　　中國共産黨積極倡導、推動建立並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發動西安事變。中國共産黨積極協調、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目的就是要“逼蔣抗日”“聯蔣抗日”。這既避免了發生新的大規模內戰，也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産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同年9月23日，蔣介石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同意這一宣言，表示團結禦侮的必要，承認中國共産黨的合法地位。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産黨始終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使在國民黨政府實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動政策時的1939年7月9日，毛澤東同志在對陜北公學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同學講話中仍指出：現在時局的特點是妥協投降分子要鬧分裂，我們就以抗戰的進步、全國的團結、堅持統一戰線來對付。一定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長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們就留他一天，能夠爭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飯再去也是好的。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變發生。即使如此，中國共産黨依然以抗戰大局為重。毛澤東同志在會見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華時指出：中國共産黨仍堅持把日本侵略者作為打擊的主要敵人。如果國民黨企圖破壞這一全國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將遭到反擊，它的計劃必將失敗，但中國共産黨絕不鼓勵內戰。皖南事變也引起了美、蘇等同盟國的反對。美國立即決定將擬援華的5000萬美元暫緩實施。蘇聯駐中國大使潘友新立即會見蔣介石，指出中國內戰意味著滅亡。使館武官崔可夫也向何應欽和白崇禧表示內戰有害於反侵略鬥爭，暗示繼續內戰可能導致蘇聯方面停止援助。

　　中國共産黨挺進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和有條件的運動戰，建立敵後根據地。這是中國共産黨根據自身特點制定的正確的作戰方針。抗戰初期，當國民黨軍隊大步後撤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挺進敵後，建立敵後根據地，開闢敵後戰場，開展廣泛的遊擊戰。1937年12月，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在敵後牽制、打擊日軍，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友軍作戰。敵後根據地的廣泛建立和敵後戰場的開闢，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分子。

　　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是正確的政治上的路線的根基

　　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後，毛澤東同志等中央領導&&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在1938年11月發表的《論新階段》中，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口號。為使黨找到並統一到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全黨開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整風運動。延安整風使得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與思想水平不斷提高，教育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分析問題。整風運動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功克服了黨內右傾投降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思潮對黨的危害，加強了黨風、學風、文風建設，使黨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強大。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中國共産黨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深刻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急劇上升。1937年3月，毛澤東同志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告全黨同志書》，指出：“我們要求全黨同志在任何曲折變化的形勢下，緊緊抓住中日兩國間的基本矛盾，作為自己一切行動的基點，認定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並堅信這個敵人我們是能夠戰勝的。”抗戰期間，中國共産黨始終把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當作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而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本問題是要處理好國共兩黨的關係。中國共産黨為此付出了艱辛努力，成功地構建、維護和加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使在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時，中國共産黨也以民族大義為重，竭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避免與國民黨決裂，避免發生大規模內戰。

　　在抗日戰爭中，無數中國共産黨人衝鋒陷陣，與日寇浴血奮戰，英勇犧牲，成為全民族抗戰的模範。1937年10月23日，毛澤東同志為陜北公學成立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

　　蔣介石政府的高級官員，往往本身就是大資産階級，甚至是官僚買辦階級。1939年10月，日本特務機關關於國民政府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的一個秘密報告説，蔣介石擁有資産809萬美元，宋美齡有377萬美元，宋子文有637萬美元，孔祥熙有635萬美元。這在當時都是天文數字。蔣介石集團的抗戰夾帶著保衛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資産階級大地主利益的私貨。抗日戰爭期間，他們還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蘇聯、美國等國的一部分抗日援助攫為己有。美國總統杜魯門曾這樣痛斥説：“他們都是賊，每一個都是，他們從我們援助的數十億美金中偷了7.5億。他們就這樣把錢偷走， 然後投資在巴西聖保羅，有些甚至是我們的正腳底下——紐約的房地産。”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在沒有開戰以前，一切危險困苦艱難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決不料我們的軍紀，會敗壞到這步田地！在北方作戰的情形，我只聽得説，在上海作戰的實況，我親眼看見，一切的失利潰亂，搶劫擄掠。”

　　從國共兩黨在兩個不同戰場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國共産黨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

　　從整體上説，共産黨對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對此，毛澤東同志早在1945年4月24日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確、科學的闡發。他説：“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鬥，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産業界，在後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其中所説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就包括國民黨軍隊的官兵。毛澤東同志還明確指出：“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

　　我們可以把全面抗戰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從國民黨的角度，還可以把抗戰分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從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到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四個階段。讓我們看看國共兩黨及其軍隊在這四個階段的不同表現。

　　一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這是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第一個階段，即東北淪陷階段。在這一階段，共産黨堅決抗戰，而國民黨政府卻實行“不抵抗”的妥協退讓政策。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留駐東北的有近20萬人，而日寇在東北各種軍隊包括武裝在鄉（退伍）軍人和警察，總共才2萬餘人，東北軍的兵力明顯佔優勢。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申報》主筆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張“安內必先攘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結果，東北富饒的領土和豐富的資源，成了日寇全面進攻中國的前沿基地和物質基礎。在這一階段，東北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産黨領導或協助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進行了英勇的遊擊戰爭。

　　二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這是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當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時，中國共産黨軍隊挺進敵後，建立敵後根據地，開闢敵後戰場。在此階段，國民黨軍隊共投入80多萬兵力，先後組織了淞滬、沂口、徐州、武漢等一系列大戰役，可謂壯懷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階段，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總體上是積極的，是抗擊日軍戰略進攻的主力軍。其主要原因是：蔣介石有民族主義的愛國的一面；全中國人民包括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形成了強烈要求抗日的強大壓力；美、英不願意看到中國完全淪為日本殖民地，導致自身在華利益受損；蘇聯不願意看到其在遠東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脅；日軍的進攻直接威脅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寧滬一帶，國民黨其他軍政要員的財富也有很多在寧滬及平津一帶，國民黨遷都、轉移財富都需要一定時間。這些都決定了此階段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抵抗本質上是大撤退前的阻擊戰和掩護戰，也必然導致正面戰場各個戰役幾乎都以退卻失敗而告終。即使著名的臺兒莊大捷，最終結局也不能例外，僅僅是為國民黨的大退卻贏得了些許時間。僅一個月後，日軍再整理集結奪取臺兒莊直撲徐州時，國民黨的軍政機關已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是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第三個階段。在此階段，共産黨廣泛開展敵後遊擊戰，積極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陷日寇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國民黨正面戰場卻是妥協、退讓甚至圖謀投降、積極反共。廣州、武漢陷落後，日本十分清楚國民黨的底牌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便對國民黨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國民黨也投桃報李。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成立了“防共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把堅持抗戰的內涵解釋為“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同年6月，國民黨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規定“共産黨活動最烈之區域應實行聯保連坐法”。1939年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此時的日本急於解決中國問題，以便騰出兵力搶佔西方列強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兩個法西斯盟國，並緩解德國對其解除對蘇聯威脅的不滿。在此階段，日軍為鞏固其佔領區，在對國民黨勸降的同時，也發動了若干次軍事進攻。國民黨政府為了保住西南、西北大後方，組織了桂南會戰、棗宜會戰等。國民黨軍隊進行了一定的抵抗，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總基調。而這一時期，共産黨的敵後遊擊戰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作戰，並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到1940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從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萬人；除了陜甘寧邊區，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建立了16塊抗日根據地，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重心。

　　四是從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到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這是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第四個階段。在此階段，共産黨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並於1944年春轉入戰略攻勢作戰，而國民黨則是被迫抗戰、片面抗戰，並嚴重喪失民心軍心，最終釀成豫湘桂戰役大潰敗。國民黨政府對美國、英國的依附性決定了其對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態度。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宣戰時，國民黨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為配合英、美打擊日軍，國民黨政府命令各戰區對日軍發起進攻，也曾給日軍以有力打擊。特別是1942年元旦發起的第三次長沙會戰，造成日軍死傷5萬餘人。1942年2月，國民黨政府組成遠征軍進入緬甸對日作戰。遠征軍的將士英勇無畏，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篇章。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豫湘桂戰役。日軍用於這次作戰的總兵力有50余萬人，而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前總人數已達幾百萬。在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損失50多萬兵力，丟失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部以及貴州省的一部，共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46座城市。衡陽、零陵、寶慶、桂林、柳州、南寧等地空軍基地和飛機場被日軍侵佔。6000多萬同胞淪于日寇鐵蹄之下，無數資源被強佔、財富被掠奪，人民生命財産遭受巨大損失。正是這次豫湘桂大潰敗，使美國看清了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是如此不堪。在此階段，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大發國難財，擴張官僚資本；在政治上壓迫人民民主運動，在天水、西安、重慶、上饒和貴州等地設置的“集中營”中，被逮捕、囚禁並施以精神肉體折磨的共産黨員和各地抗日進步青年達20萬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潰敗，導致更多人包括國民黨陣營中許多人對國民黨政府越來越失去信心。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向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作了題為《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的長篇談話。他指出：“中國共産黨的軍隊，就在華北、華中、華南這三個敵後戰場與十五個以上抗日根據地上，進行異常殘酷的非未曾目擊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戰爭，至七年之久。賴有這些敵後戰場，才挽救了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葉劍英同志的這篇談話，毛澤東同志作過修改，在談話講到偽軍處加寫了一段話：“國民黨之所以讓這些偽軍投敵，投敵之後不加討伐，並反而暗地和他們聯絡，其目的，不但為著在現時反對共産黨，而且含有深遠計劃，而準備在日寇失敗退出大城市與交通要道時，好讓這些偽軍藏其敵旗，打起國旗宣佈‘反正’，佔領這些大城市與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國民黨軍隊，進行全國的反共戰爭。幾年來在偽軍中流行的所謂‘曲線救國論’，就是為著這種叛變民族的目的，全體人民是應該現在就起來注意這種陰謀的。”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同志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説：在過去，在盟國政府與盟國人民方面，他們所了解的中國抗戰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國抗戰的主力軍是國民黨，將來反攻日軍也主要依靠國民黨。“這些印象，直到現在還是統治著盟國朝野大多數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現了這種完全違反事實的現象的原因，主要的在於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真理高於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的。現在，果然慢慢地亮起來了，中外記者團與美軍觀察組，均先後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來到延安了。這是關係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國的問題，這是關係中國兩種主張兩條路線誰是誰非的問題，這是關係同盟各國戰勝共同敵人建立永久和平的問題。”“關於共産黨的真相究竟如何這一方面，大多數的外國人與大後方的中國人，還是不明白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和封鎖政策為時太久的原故。但是情況已經在開始改變。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中，已經可以看見這種改變是在開始。這次記者團與觀察組的來延，將為這種改變開一新階段。”

　　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政府喪失國土275.3萬平方公里。當時全國城市1200余座，丟棄1100余座；當時全國人口4.5億，遺棄同胞2.8億。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國民黨軍隊“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佔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産黨遊擊隊”。日軍開始時並沒有把八路軍、新四軍放在眼裏，按1：10進行戰鬥配置，屢吃敗仗後改為1：5配置，後再改為1：3甚至1：1配置。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的戰鬥配置卻是1：10，即以一個連建制的中隊或加強中隊打國民黨軍隊一個團，且幾乎每每得手。全面抗戰時期，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人數，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數量的國家。這些偽軍的絕大多數來自國民黨軍隊。而整個戰爭期間，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的19塊抗日根據地。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曾對其兒子説：“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調到其它地方？可以騰出手來呢？他們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在這裡，羅斯福清晰地描繪了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

　　抗戰勝利時，共産黨軍隊都在與日寇短兵相接之處，而國民黨許多軍隊卻在與敵相距千里的大後方。日本陸軍大將、侵華日軍戰犯岡村寧次承認：“共軍的確長于諜報（在其本國以內），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日本隨軍記者藤原彰也説：“八路軍的戰術是，如果看到日軍擁有優勢兵力就撤退回避，發現日軍處於劣勢時，就預設埋伏，全殲日本士兵，然後奪走他們的所有武器裝備。”

　　再看看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所説：“國民政府向來自居民族主義的正統，指責中共乘其全力對付日軍進攻之時，在日軍未能佔據的廣大敵後農村地區活動，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軍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實力，並以二分的力量應付反對中共‘破壞’抗戰的政府當局。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在抗戰開始時，國民黨的軍隊已經達到200萬，到抗戰勝利時，竟然膨脹到600萬。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才是靠消極避戰實現的。而共産黨的軍隊從5萬餘人發展到120余萬人，則是在敵後抗戰的浴血戰鬥中成長壯大的。

　　我們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決不否認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應有的地位和成就。國民黨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蔣介石不僅在抗日戰爭中，而且就其一生來講，都不失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有其愛國的一面。而汪精衛一類的賣國賊，則永遠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愛國和愛國主義是分層次和程度的，並有著不同質的內涵。蔣介石集團與廣大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在本質上也有著不同的家國觀念。共産黨人的愛國和愛國主義是最高層次、最徹底的愛國和愛國主義。而蔣介石及其政府雖有民族主義的愛國的一面，但與共産黨人的愛國和愛國主義有著根本性質的不同。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的各種表現，其目的是為了實現他們所代表的大官僚資産階級大地主的利益。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妥協、退讓政策，長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造成極大破壞，甚至幾度與日本談判，出現投降傾向，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這也就是説，國民黨政府雖然在抗日戰爭中不時處在“中流”的位置，但並沒有起到“砥柱”的作用。當然，他們抗戰和愛國的一面，對於國家、民族和人民來説，無疑也起過進步的、積極的作用。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共進行過22次重大戰役，殲滅日軍100余萬，國民黨軍隊傷亡321萬。國民黨軍隊的廣大愛國官兵更是在前線與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戰，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些都值得全民族尊敬與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充分證明，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是中國共産黨堅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為抗日戰爭勝利提供了堅強的思想政治保障，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成功地將民族危機轉化為民族復興的契機。中國共産黨為抗日戰爭勝利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永遠彪炳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