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是如何改造舊中國的

中國新聞宣講家網 2015年09月04日 15:5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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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就指出，中國革命有兩重任務，一為民族解放，二為階級解放和現代化。第一重任務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得以完成，第二重任務直到今天仍在繼續。如是觀之，抗戰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同時存在於兩重任務的進程之中。它不僅是一場反侵略戰爭，也是社會革命、政權建設和文化革新。只有全面地理解抗戰，才能理解人民共和國的政權起源、國家性質和發展邏輯，才能勾連起抗戰和新中國之間的歷史連續性。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寫道：“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開闢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和戰爭後獲得改造。”那麼，抗戰是如何改造舊中國的呢？

　　在8年全國性抗戰中，中共領導的武裝方面對敵作戰12.5萬餘次，殲滅日軍52萬多人，偽軍118萬多人。相比這些扁平的數據，媒體更喜歡談論山野密林、地道暗洞、青紗帳裏種種遊擊戰術，但媒體很少觸及這些非常規軍事手段的思想根源，即中共提出和實行的全民抗戰的路線，廣泛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與人民群眾一道紮根鄉土，將日寇包圍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這一系列實踐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帝力於我何有哉”的一盤散沙的局面，政權第一次具備了汲取基層資源和動員基層民眾的能力。梁漱溟在《建國之路》中總結道：“原來集團引起鬥爭，鬥爭促成集團。集團實與鬥爭相聯，而散漫則與和平相關。”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中共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動員起廣大農民，以高度的組織性、靈活的代表性和超強的行動力整合資源，最終完成了現代國家的轉型。人民與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國家才最終獲得其現實性。

　　抗戰期間，中共發展了19塊敵後根據地，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億。敵後根據地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基本形態。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並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民主選舉。為了讓廣大不識字的農民真正掌握政治，根據地採用了投票、畫圈、劃道、燒香窟窿、投豆子、分散投票、流動票箱等選舉方法。秦晉民謠唱道：“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辦好事，投在好人碗裏頭”，為此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裏曾專門描述過晉中農民的豆選，認為這是比英美更徹底的普選。經濟上，根據地適時調整戰略減租減息，維護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延安大生産運動利用政治動員的方式將勞動領域公共化，軍民同生産，領導幹部和普通百姓同勞動，不僅成功克服了物質匱乏，而且創造了延安時期的平等政治。改造二流子運動使勞動成為自我價值實現的手段，勞動者獲得了生存的尊嚴和希望。文化上，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成為新中國文藝的基本原則，新文藝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讓普通民眾在“翻身”的同時“翻心”，塑造了社會主義新人。

　　美國海軍陸戰隊隊長、羅斯福總統的親信卡爾遜前往延安觀察了解之後，對中共的態度發生巨變，就連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第三任組長威爾遜·彼得金這樣的右翼分子，都對中共在基層做出的努力大加讚賞。斯諾的《西行漫記》將紅色延安當作中華文明新的開端，拉提摩爾則將延安視作中國王道的延續。然而，連外國人都曾看到的事實，今日卻被構陷得面目可憎。“滅人治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將抗戰簡化為人間慘劇或是“手撕鬼子”的純粹暴力，對抗日民主根據地階級解放、社會革命和政權建設有意識地抹殺和忽略，是當下抗戰記憶中的第一重虛無。

　　一戰以後，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發生極大轉變：歐洲衰落、美國崛起、蘇聯誕生，新的全球秩序和全球視野興起。中國在亞洲戰場的頑強鬥爭拖住了日本的主要軍力，使其不得北上和南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深刻地影響了戰後的世界格局。抗戰的勝利打擊了帝國主義世界殖民體系，為戰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創造了國際環境，切實地重建著世界秩序。日本歷史學家輿那霸潤在《中國化的日本》一書中將中國抗戰比作下圍棋，日本進攻則類似于下象棋，形象地揭示了中日兩國戰爭思維方式的差異。正是借助對世界格局情勢的把握，中共才能在不平衡的地緣格局中尋找機會，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抹殺中國抗戰的世界視野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無視“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王道觀和文明觀，將之倒換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單純的仇日情緒，自動放棄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這無疑是對抗戰的第二重虛無。

身著中國軍裝的美國“迪克西使團”

　　只談民族解放而忽略階級解放和社會革命，其實質是否認社會主義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只談民族主義而不談中國革命的世界視野和文明觀念，勢必會助長中國威脅論，鞏固現有的霸權秩序。圍繞抗戰記憶展開的爭奪，其本質是國家觀和發展觀的分歧。當我們看懂各種現實的政治力量是如何使歷史“改道”，歪道和邪道便再也遮掩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