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蔽戰線英雄先烈不容忘卻:中共情報戰為抗戰勝利作出巨大貢獻

中國新聞光明網 2015年09月03日 11:5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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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蔽戰線英雄先烈不容忘卻:中共情報戰為抗戰勝利作出巨大貢獻

　　——抗日戰爭期間中日情報戰之三：中共對日情報戰

　　作者：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姜廷玉、副研究員方瑋

　　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根據地內發動群眾，建立起群眾性的反情報網，使日特難以滲透。從中央到各個根據地建立專業的情報和反間諜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派遣特工人員打入日偽政權和其情報機構內部，獲取了大量機密情報，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貢獻。我們深切懷念那些在隱蔽戰線上對日作戰的英雄和先烈。

　　（一）在抗日根據地發動群眾，建立起群眾性的反情報網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廣大地區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日本對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企圖進行情報刺探，不斷派出間諜化粧潛入中共抗日根據地，刺探軍情。但是，日本方面對於敵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的滲透和情報工作往往效果不佳。因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軍隊的兵員往往都來自於封閉偏遠的農村，擅長長期潛伏的日本特工卻根本無法在那裏立足。

　　中國共産黨發動廣大群眾，設立鋤姦部門，建立起群眾性的反情報網，在各抗日根據地，從縣到鄉都建立了鋤姦部(科)，並經常對廣大群眾進行防姦防特教育，每個村莊的人員通行必須有抗日政府的路條，設置崗哨，查驗路條。廣大群眾還自覺地成為抗日武裝的情報人員，他們利用各種機會，比如打柴、放牛、走親戚、做買賣時留心日偽軍動向，及時把情報反映給八路軍、新四軍。除了公開的保衛組織之外，還在各鄉村、街道、工廠、學校、合作社、機關、團體、部隊，設立秘密的“工作網”，作為保衛機關的“耳目”，這就使得敵特的滲透困難重重。

　　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擒獲日本間諜

　　（二）從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專業的情報機構，開展對日偽的情報工作

　　中共中央社會部：1939年2月28 日，中共中央成立社會部，下設秘書長、政治處、幹部部、保衛部、地方部、回蒙工作委員會和情報訓練班。同時還設有第一、二、三部（局）。《關於成立社會部的決定》指出：目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姦細企圖混入我們內部，進行陰謀破壞。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鞏固，中央決定在黨的高級組織內，成立社會部。各中央局、省委、區黨委應下最大的決心，選擇政治上最堅定、能力上最適宜的幹部建立社會部。

　　社會部的具體任務是：1、有系統地與漢奸敵探作鬥爭，防止他們混入黨的內部，保證黨的政治軍事任務的執行和組織的鞏固。2、有計劃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機會一切可能打入敵人的內部，利用敵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從加強敵人內部的工作達到保衛自己。3、收集敵探漢奸姦細活動之具體材料和事實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4、管理機要部門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執行。5、經常選擇和教育可以作此種工作之幹部。

　　中央社會部先後成立陜北公學和西北公學，並舉辦多期培訓班，訓練情報幹部。其訓練的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政治學習；二是進行專業訓練，如密碼使用、電臺報務、照相密寫，以及如何在各種複雜環境中生活、工作，應付敵人的突然搜查和襲擊等等。受訓人員大部分被派往日軍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秘密工作。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也相繼成立了社會部。中共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以抗日根據地為基點，把情報人員派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及上海、南京、瀋陽、哈爾濱、長春、大連等城市，組織聯絡當地的秘密黨員、進步青年和抗日愛國人士等，滲透到日偽的軍、政、警、特、憲內部，獲取了許多重要的軍政情報。中共晉察冀分局社會部還積極開展對東北偽滿和日軍的情報工作。

　　1939年，中共中央社會部成立後，潘漢年被任命為副部長，負責組建華南情報局，並統一領導港、澳、穗等地的情報工作。潘漢年，1906年出生於江蘇宜興，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是我黨歷史上隱蔽戰線卓越的領導者。為了建成華南地區的情報網絡，潘漢年到香港後，從廖承志那裏調張唯一到情報局掌管內勤和機要。在張唯一的直接領導下，又新建了由陳曼雲(負責對外聯絡)、梅黎、高志昂(負責電臺發報、譯電)等人的情報班子，這個班子後來成為潘漢年在港的主要工作據點。

　　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

　　中央調查研究局：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決定成立中央調查研究局，中央調查研究局擔負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種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工作。內設調查局（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三個部門.調查局（情報部）在晉察冀邊區設第一分局，擔負收集日本、滿洲及華北材料；在香港設第二分局，擔負收集歐美材料，同時收集日本及華中、華南淪陷區材料；在重慶設第三分局，擔負收集大後方材料；在延安設第四分局，擔負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負責)。1941年12月，中共西北局決定成立中共調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下設調查處、邊區研究室、友區研究室、少數民族研究室、軍事研究室、辦公室。）政治研究室設中國政治研究組、中國經濟研究組、敵偽研究組(包括日本中國淪陷區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帶)和國際研究組(包括蘇聯歐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

　　中共中央情報部：1941年9月，中央情報部成立。中央情報部是在原中央社會部的基礎上，與軍委總參謀部二局和一局的2處、3處合併而成，歸中央調查研究委員會領導。194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關於中央情報部的任務，性質，組織，計劃》，決定由康生任中央情報部部長，王稼祥（並未到任）、葉劍英和李克農任副部長。中央情報部的三室是軍事情報室，下設五個局及研究室等單位。其中，二局即原軍委二局，三局負責日偽軍研究。

　　（三）在淪陷區建立隱蔽戰線，打進日偽內部，開展對日偽的情報戰

　　在發動群眾的同時，中國共産黨在淪陷區建立隱蔽戰線，打進敵偽內部，開展對日偽的情報戰，先後在華北、華中、華南以及重慶等地建立了情報組織，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

　　獲取日軍本間師團進攻臺兒莊的作戰計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華北聯絡局在天津日軍本間師團內策反了一個翻譯。臺兒莊戰役前，這個翻譯把搞到的本間師團進攻臺兒莊的作戰計劃交給華北聯絡局，華北聯絡局負責人謝甫生立即將情報轉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報員。臺兒莊戰役勝利之後，李宗仁專門發電感謝這份情報，還寄發百元獎金。

　　派遣共産黨員關露打入汪偽76號特工總部：在大力經營香港情報工作的同時，潘漢年利用上海錯綜複雜、敵我交錯的環境，大膽從容地與日軍、汪偽展開一系列情報戰，為抗戰的勝利屢建奇功。潘漢年由香港抵達上海後，著手建立情報工作班子，先後建立與延安、香港、重慶等地聯絡的電臺。並選派一批骨幹打入敵偽軍政警內部，形成了一支地下尖兵；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無畏精神，向汪偽頭目進行策反，獲取重要戰略情報。

　　潘漢年還指示與丁玲、張愛玲並稱中國文壇三才女之一的關露打人汪偽76號特工總部。關露原名胡壽楣，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21歲就發表了處女作。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後，關露積極參加上海左聯的抗日活動，並於1932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任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傳部副部長。在此期間，關露出版了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併為電影《十字街頭》創作了插曲《春天裏》。潘漢年之所以選擇關露，是因為原為共産黨員的李士群被“中統”逮捕期間，關露的妹妹胡繡楓曾收留並照顧過李士群懷孕的妻子葉吉卿。李士群夫婦一直很感激胡繡楓一家。後李士群自首投靠“軍統”。上海淪陷後，李士群又投靠日本人，後成為汪偽特務機關負責人。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關露利用與李士群一家的關係，打入李士群的汪偽特務機關76號，進行蒐集情報。

　　通過在上海、香港的情報網，獲取了一些重要的絕密情報：潘漢年還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和特殊手段，開闢了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秘密交通線。他勇敢機智，深入虎穴，週旋于日軍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以及國民黨勢力之間，在隱蔽戰線上建立了特殊的功勳。

　　潘漢年通過在上海、香港建立的各種情報網，先後獲得了許多重要的絕密情報。尤其是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的情報。根據這些情報，毛澤東寫下了《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的黨內指示，揭露蔣介石對日妥協投降的企圖，維護了抗日統一戰線；1941年6月13日獲得的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戰略情報，使蘇聯早日進入戰備狀態；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蘇聯在獲知情報後，立即將東線防禦日本進攻的兵力調往西線，防禦德軍進攻。

　　派遣被稱為“五重間諜”的袁殊成功打入日偽內部：潘漢年還和日偽方面建立重要戰略聯絡，通過中共情報史上的“五重間諜”袁殊成功打入日偽內部。袁殊，1911年出生於湖北蘄春，1929年到日本留學，回國後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創辦《文藝新聞》。他有多重身份──軍統、中統、青洪幫、日偽，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卻是貨真價實的中共特科。這在中國情報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最多面的間諜。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戴笠一時找不到熟悉日本問題、又有相當的日本關係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個叫袁殊的日本留學生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關係不錯，戴笠於是親自登門拜訪。袁殊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去請示潘漢年。潘漢年説:“這是件好事，機會難得，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答應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給袁殊安排了兩項任務: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報，二是堅持留在上海，不管時局有怎樣的變化。從此，袁殊通過各種關係，大量獲取日本情報。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袁殊化裝成日本學生，越過戰線，深入到了日軍陣地偵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使中國軍隊方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上海淪為“孤島”後，袁殊留了下來。他以軍統少將的名義，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和漢奸，並得到了軍統局的獎勵。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炸毀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為此，軍統給袁殊記了大功。

　　上海淪陷後，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並成立了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特別調查組”，袁殊自然也成為其中一員。後來在潘漢年的指示下，袁殊成立了“興亞建國委員會”，擔任主任幹事，並擔任“興建”會機關報《新中國報》、雜誌《興建》社長。潘漢年又動員進步人士去報社和雜誌社擔任要職，安排情報人員到岩井公館當秘書，在公館內設立了秘密電臺。日本的情報機關就此變成中共可靠的情報來源。“興亞建國運動”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館成立。總部裏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袁殊以興建總部負責人的身份，打入汪偽政權，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取得了列席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資格。自然，這個會議的情報，很快就送到了潘漢年手中。當時在日偽與頑固派的夾攻下，隱蔽戰線工作的任務更為艱巨，必須以更靈活的方式深入敵人內部。有袁殊進入日本人活動的圈子中，對獲取情報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於遠離情報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營動向及日、汪、蔣3方相互勾結又相互矛盾的微妙關係與變化。於是袁殊利用這個機構將大量情報發往延安。

　　派遣中共情報人員張子羽打入大漢奸周佛海的“周公館”。1942年底，潘漢年指示中共情報人員張子羽從國民黨第3戰區司令部潛赴上海，利用早年與周佛海的關係，與周聯絡，並獲得了不少關於日偽方面的有用情報。同時，潘漢年還通過華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關係，打入周佛海的“周公館”，獲取了有關周佛海的重要活動情報。1945年春，任庵得到蔣介石的絕密指示：“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命令周收編、整編滬各地偽軍，以備後用。電報內容通過潘漢年轉交延安。延安得到這個電報內容後，中共中央即在報上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

　　（四）在重慶建立以閻寶航為首的情報網，通過與國民黨上層的各種關係，獲取了德國進攻蘇聯和日本關東軍佈防等非常有價值的日軍情報

　　中國共産黨還在重慶建立了以閻寶航為首的情報網，通過與國民黨上層的各種關係，獲取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有關日軍動向、部署的情報。這些情報組織，通過不同的情報網絡，蒐集敵方情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閻寶航，字玉衡，遼寧省海城市人。1937年4月，“東北抗日救亡總會”成立，直接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9月，閻寶航在南京梅園新村八路軍辦事處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1941年，經過中共中央研究決定，周恩來授命閻寶航在重慶秘密組建情報小組，重點進行國際情報的蒐集。曾擔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的閻寶航，利用其特殊的身份，不斷結交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孫科、宋慶齡、何香凝、邵力子、馮玉祥等人，並經常週旋于陳誠、宋子文、陳立夫、戴笠、徐恩曾等黨、政、軍、情要員之間，為中共獲取了大量重要情報。

　　1941年5月的一天，國民政府駐德武官桂永清密報蔣介石：“納粹德國決定6月20號左右約1星期內開始進攻蘇聯”。此後不久，德國軍方代表訪問重慶。德國駐華大使館舉行酒會，閻寶航作為政治設計委員也應邀出席。于右任拉過閻寶航，悄聲説道：“德國馬上要進攻蘇聯了！”閻寶航當即藉故離席，將情報送交周恩來。延安方面將這份重要情報交到了蘇聯紅軍情報人員手中。 1941年6月21日淩晨，斯大林從一名德軍投誠人員中獲悉：德軍將於22日淩晨向蘇聯發動進攻，這也證實了閻寶航情報的準確性。蘇聯紅軍提前了24小時布署，得以免遭滅頂之災。6月30日，蘇德戰爭爆發後的第8天，斯大林給中共中央發來了一封電報：“感謝你們提供了德國進攻的準確情報，使蘇聯提早進入了戰備狀態。”

　　1944年夏，閻寶航在重慶從國民黨軍委第三廳獲得了關於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等地佈防的絕密情報。這份敵情資料，標明了日本關東軍的詳細部署情況，包括陸軍、空軍的兵力配置、築壘地域分佈、佈防計劃、兵種兵器、部隊番號、實力和指揮官情況。閻寶航找藉口借閱，並速報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由南方局組織人員全部拍照後報送延安，然後通過延安轉報蘇聯。正是由於閻寶航提供的情報，蘇聯紅軍對日開戰後，按閻寶航提供的情報，“按圖索驥”，只用了幾天時間就全面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體系，徹底摧毀了關東軍。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鋻於閻寶航在二戰中情報戰線的重大貢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把3枚衛國戰爭紀念章授予閻寶航（已故）和他領導下的情報人員閻明詩（閻寶航長女，在閻寶航情報小組中負責機要通訊）、李正文。

　　（五）中共黨員、日籍情報人員中西功出生入死提供日軍進攻珍珠港等重要情報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裏，還有一批日本革命志士站到了中國人民一邊進行反法西斯鬥爭，成為中共黨員的日籍情報人員中西功就是突出代表。身為日本特務機關的高層，卻為中國抗日戰爭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事業提供重要情報，多次出生入死，在隱蔽戰線做出了重要貢獻。中西功，日本三重縣人，1911年出生，中學畢業後，于1929年到上海入“東亞同文書院”讀書。該校主持教學的是中共黨員、留日歸國的著名經濟學家王學文。很快，中西功就對馬列主義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與同學一起建立了同中國團結鬥爭的組織“日(本)支(那)戰鬥同盟”。1930年中西功因散發反戰傳單被日本駐滬領事館逮捕關押。1930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34年，他進入東北滿鐵調查部工作。1938年，被提升為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主任，並兼任日本支那派遣軍特別顧問，日本“中國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上海負責人。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以中西功、西裏龍夫為核心的紅色間諜網迅速成立。他利用為日軍特務部做情報分析的條件，自由進入絕密資料室並外出調查，通過地下電臺向延安發出一系列重要情報，如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日軍佔領武漢後已決定停止戰略攻勢，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以及日軍在華兵力調配及“掃蕩”打算等。中西功還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其中包括了大量中共情報人員。由當時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潘漢年領導，在中共上海情報科吳紀光的指導下負責對日戰略情報偵察。他提供的有戰略意義的情報，對中國和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大貢獻。1941年6月，德軍入侵蘇聯。希特勒希望得到日本盟友的幫助，但在日本國內，圍繞北進還是南進這一重大戰略抉擇，交鋒激烈。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日軍將領都主張先南進，佔領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區，攫取其戰略物資。

　　1941年8月，日本南進目標已經明確，中共中央要求中西功進一步搞清日本發動戰爭的準確日期。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義，大膽獨闖軍方的報道部。從記者們的高談闊論中，中西功知道了留駐中國南方的日本部隊已在台灣集結，參加“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各部也正在海運南下。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南進作戰意圖十分明顯。中西功又通過其他途徑進一步證實了日美談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跟美國開戰的情報。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再查“滿鐵”密檔，最終鎖定日軍南進作戰，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遲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佔到90%。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時間12月7日)淩晨，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中西功的頻繁活動，引起“特高課”的注意，于1942年5月被“特高課”逮捕押回國，日本政府和軍部都為此“中共諜報團案”的規模而震驚。中西功從上海被押到東京後，受到嚴刑拷打，他始終不肯説出接頭人，卻坦然承認出於信仰向中共提供過情報。中西功被審時列舉了掌握的大量國內數據，無可辯駁地説明了侵略戰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同時被捕的西裏龍夫更以雄辯的教授式口才，把審訊室當成講堂。集體庭審時，中西功和西裏龍夫等又侃侃而談，警視廳官員和看守們都愣著聽講，主審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斷講話説：“此處不是宣傳共産主義的講壇，今天閉庭。”1944年被日本法庭宣判死刑。宣判書稱：“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于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栗。”所幸的是，死刑還未及執行便迎來日本投降。戰後，中西功拖著傷病之軀為重建日本共産黨奔走，長期任神奈川縣委員長，1973年病逝。

　　據他的夫人回憶，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處於彌留之際，最後懷念的仍是在上海的鬥爭歲月，斷續地説：“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共和國……”他在法庭上反駁“叛國罪”的指控時説：“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日華和平和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於這種理念，他與帝國主義的間諜完全不同，提供情報完全出於信仰而從不要報酬，黨組織困難時還以個人積蓄傾囊相助。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對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重大貢獻，對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鬥爭，將永遠牢記在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