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日救亡中的上海新聞界：為抗日鼓與呼

中國新聞光明日報 2015年09月03日 11:4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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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為抗日鼓與呼

　　——抗日救亡中的上海新聞界

　　“望平街是當時上海的新聞中心，而上海又是當時國統區新聞事業的中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黃瑚是一位“老上海”，他告訴記者，上世紀3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過35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為中國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抗戰一開始，上海立刻成為抗日新聞宣傳的中心”。

　　上海申報館舊址 光明日報記者 方莉攝

　　《救亡日報》和《抗戰》 光明日報記者 方莉攝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的戰火熊熊燃燒，山河嗚咽悲鳴，報人們坐不住了！同仇敵愾、抗日救亡成為新聞界的共識。《大公報》《申報》等報紙大大加強了抗戰報道，一大批以抗日宣傳為主旨的新報刊亦在上海悄然興辦。

　　據統計，至淞滬會戰結束，上海出版的救亡報刊達53種。這其中，抗日立場最堅定、影響力最大的報紙莫過於《救亡日報》。

　　“它名義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機關報，實際上是中國共産黨直接領導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革命報紙。”提起《救亡日報》，黃瑚直嘆不易，他向我們講起這份報紙的艱難辦報歷程。

　　面對嚴峻的抗戰形勢，中國共産黨經與國民黨協商，決定雙方共同派出人員聯合辦一份抗日報紙。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報》創刊，從日本回國不久的郭沫若任社長，共産黨員夏衍、國民黨員樊仲雲同時擔任總編輯。

　　資金匱乏，同志們都“自帶乾糧”辦報：既沒有工資，也沒有稿費，來回路費還得自己掏。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正是共産黨員團結上海文化界愛國進步人士，把這份報紙堅持了下去。

　　一組不為人知的數據，回答了《救亡日報》何以成為“上海文化界人士宣傳抗日的喉舌”：專業記者僅有3人，編委會成員30人，皆是當時響噹噹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巴金、王蕓生、茅盾、柯靈、胡愈之、鄒韜奮、鄭振鐸等等。夏衍主持筆政期間，每天1篇社論，累計450余篇。這些文章題材廣泛，見解獨到，自成一體，頗受讀者歡迎。報紙日發行量1000份以上，最高時3500多份，影響及于西南、華南各省與海外。

　　“《救亡日報》不僅為上海苦戰的將士們提供了精神食糧，還通過戰地服務團的形式給前線提供了實際援助。”黃瑚説，《救亡日報》堅持辦報與組織救亡運動相結合，幹了很多實事，同抗日群眾關係密切。

　　在上海圖書館查閱當年的《救亡日報》，這是一份4開4版的報紙，既無廣告，又無獵奇新聞，內容以戰事報道為主，還有特寫、評論、戰地採訪和文藝作品，不見任何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和外國通訊社的消息，報沿處寫有“舉國一致，抗戰到底”等抗日宣傳語。

　　紙張已然泛黃，些許頁面稍有破損，一頁頁翻開，紙聲清脆。這薄薄的新聞紙，刊登著一篇篇擲地有聲的文字，傳遞著報人堅決抗日的決心——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為孤島，報紙立即被轉移到一位同志的家裏，在七八平方米的“灶披間”裏堅持辦報10天，宣傳持久抗戰，強調最後勝利必將屬於中國。11月22日，《救亡日報》出版了“滬版終刊號”，發表了郭沫若撰寫的終刊詞《我們失去的只是奴隸的鐐銬》和夏衍撰寫的社論《告別上海讀者》，向上海人民預告，“上海光復之日，即本報與上海同胞再見之時”。

　　這就是《救亡日報》，它是那一代報人“文章報國”、為團結抗戰“鼓”與“呼”的精神寫照。正如《新聞老戰士與抗戰》一書序言所言：“我們黨在抗日前線辦的報紙，是烽火歲月中的一面戰鬥旗幟，是‘黎明前黑暗’裏的一盞閃亮的明燈！”經歷刻骨銘心的悲壯，光明最終照耀中國，70多年過去，新聞人“文章報國”的精神在堅守在傳承。

　　（光明日報記者 方莉 顏維琦 曹繼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