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發表前後：用生命點燃愛國烈焰

中國新聞光明日報 2015年09月03日 11:4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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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命點燃愛國烈焰

　　——記《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發表前後

　　前不久，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王海波在上海東方大講壇作了關於“救國會七君子”抗日救亡運動的講座。“今天我們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不能忘了那些為國為民振臂吶喊的文化人！”在王海波的深情講述中，那段80年前激蕩人心的往事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

　　《大眾生活》刊載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二次宣言》。光明日報記者 方莉攝

　　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日軍侵略得寸進尺，越逼越緊，東北被佔，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在旦夕。而蔣介石仍然熱衷內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學生數千人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一二·九”運動像一聲響徹神州大地的春雷，革命的暴風雨就要來臨了。

　　這聲春雷，向全國人民宣佈：民族矛盾已經激化，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立即停止內戰！”等口號，反映了人民的心聲和強烈的政治要求，一股不可遏制的抗日救亡怒潮已經到來。

　　老百姓看不下去了，有良心的中國人等不下去了！

　　“一二·九”運動發生的第三天，上海文化界站出來了。

　　馬相伯，被人們尊稱為“相老”，當時已是95歲高齡。沈鈞儒，上海律師協會常務執行委員、理事，在法學界聲譽卓然。

　　國難當頭，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正義感，馬相伯、沈鈞儒這兩位年高德劭的先生出面，振臂一呼：

　　“在這生死存亡間不容發的關頭，負著指導社會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夠茍且偷安，而應當立刻奮起，站在民眾的前面而領導救國運動！”（《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呼籲得到積極響應。經中共地下黨員串聯、推動，陶行知、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鄭振鐸、史良等283人聯合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八項主張，指斥國民黨政府對學生愛國運動的壓制。

　　同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告成立，併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二次宣言》，推選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艾思奇等35人為執行委員。

　　“在當前嚴重的危機下，全國大眾已超過了忍耐的限度，目下全國學生的愛國救亡的高潮，明顯的是全國大眾一致奮起救亡圖存的先導”，“可惜，我們的政府未見及此，愛國運動在被軍警摧殘。”（《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二次宣言》）

　　較之第一次《宣言》，《第二次宣言》的內容更充實、步驟更明確，給國民政府的壓力也更大。《第二次宣言》進一步提出“停止一切內戰！”“武裝全國民眾”“釋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國難”等八項政治主張；並分別向教師、新聞工作者、作家提出要求，明確提出“反對文化統制，反對文化界漢奸！”“全國文化界聯合組成救亡的統一陣線，領導民族解放運動”。

　　“文化人總是在民族危亡之時，擔負起引領社會風氣、喚醒國民的重任。”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蘇智良説，文化界同仁當時面向全國公開提出“組成救亡的統一陣線”，“真的很了不起”，表達了社會各界的共同心聲，喚醒了民眾的愛國意識。

　　今年以來，以淞滬抗戰史為重要內容，上海依託專家課題組開展了“上海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重大課題調研。課題組近日發佈研究成果指出：“以文化界救國宣言的發表與文化界救國會的成立為標誌，上海文化界把抗日救亡運動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完成了革命文化歷史角色的轉型與替代。”

　　濫觴于上海的“救國會”，以“狂飆突起”的速度蔓延至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緊接著，婦女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學生界救國會、工人救國會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成立。團結起來、抗日救亡，成為各界有識之士的共識。

　　在上海圖書館，記者找到了刊載有兩份宣言的《大眾生活》雜誌。慷慨激昂的宣言後面，是滿滿36列沉甸甸的發起者名單。這份名單裏，包括進步的民主人士、中國共産黨秘密黨員、國民黨愛國左派人士等。

　　掩卷沉思，是什麼支撐著他們在民族危亡之時挺身而出，為喚醒民眾而吶喊，為救亡圖存而戰鬥？

　　7月15日，上海福壽園“救國會七君子紀念群像”前，紀念“七君子”發起救亡運動80週年活動在這裡舉行。沈鈞儒的家屬沈銥充滿深情地説，現在大家紀念他們，説明“七君子”依然活在人們心中。

　　或許，此次紀念活動的主題——“用生命點燃愛國烈焰”，就是上述問題最好的答案。

　　（光明日報記者 顏維琦 方莉 曹繼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