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凝聚力與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

中國新聞光明日報 2015年09月02日 09:5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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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凝聚力是一個民族在理想、目標和利益高度一致基礎上成員之間所表現出的親和力、向心力和聚合力，它是一個民族基於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意識、民族命運的認同而形成的一種強大精神力量。70年前，中國人民所以能夠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獲得了空前覺醒，民族凝聚力得到了極大增強。

　　民族凝聚力是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

　　凝聚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與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等物質力量相比，民族凝聚力具有更為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民族凝聚力具有強大的聚合功能、化解功能、提振功能和激勵功能，它能夠將一個國家中不同民族、不同政黨以及不同階層的人們吸引、凝聚在一起，為共同理想和目標奮鬥甚至犧牲；能夠化解內部矛盾、消弭意見分歧，促進民族認同和民族團結；能夠提振民族精神，強化國家意識和社會責任；能夠激勵人們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強盛而忘我奮鬥、英勇犧牲。民族凝聚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靈魂和精神支柱，在綜合國力諸要素中起著核心和決定性的作用，影響和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和前途命運。

　　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由於自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侵略瓜分、封建專制制度的昏聵腐朽以及各地軍閥的長期割據混戰，中國社會政黨紛爭、族群對立、矛盾激化、積貧積弱，不僅經濟發展滯緩，民眾生活維艱，而且整個社會處於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狀態，民族意識極為薄弱，民族凝聚力不強。正是由於中國民族凝聚力的衰弱，使得日本軍國主義有機可乘，從19世紀後半葉伺機發動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對此，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演講中所指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毛澤東認為，“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1940年，毛澤東在紀念抗日戰爭三週年的文章中寫道：“我們一定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一定要把中國造成獨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而要達此目的，必須團結全國最大多數有黨有派和無黨無派的人。”

　　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人民終於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空前覺醒，以及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極大增強和提升，是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

　　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強和提升

　　抗日戰爭期間，面對民族危亡，中國共産黨從民族和國家大局出發，率先吹響全民族抗戰的嘹亮號角。1937年7月15日，中國共産黨起草併發布了《國共合作宣言》，指出“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提出必須“切實地迅速地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主張，號召全民族“為鞏固民族的團結而奮鬥，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倡導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集聚起磅薄力量。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動搖，堅持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勢力，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全民族的團結抗戰，使中華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增強和提升。

　　各黨派之間的大團結。在中國各政黨中，最重要的是國共兩黨。抗日戰爭之前，由於蔣介石背叛國民革命，導致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十年內戰，兩黨積怨。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民族危亡關頭，中國共産黨從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申明大義，摒棄前嫌，積極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最終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除國共兩黨外，其他各民主黨派和進步社會團體也都積極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紛紛投入抗日戰爭。例如，1932年12月由宋慶齡、魯迅、蔡元培等在上海組織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5年11月由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以及“中國致公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和“鄉村建設派”等黨派，或通過發表宣言、創辦報刊、出版書籍宣傳抗日主張，組織發動群眾，或進行募捐、慰問支前，或直接投身抗日武裝鬥爭，形成全民族團結一致、奮起抗日的大聯合大團結局面。

　　各民族之間的大團結。抗日戰爭期間，除了廣大的漢族民眾外，蒙古族、回族、朝鮮族、滿族、壯族、瑤族、黎族、苗族、侗族、高山族、布依族、佤族、傣族、拉祜族、景頗族、赫哲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等各少數民族人民，為了維護祖國獨立統一，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例如，在東北，朝鮮族、滿族等少數民族群眾積極參加抗日武裝鬥爭；在大青山，蒙古族和漢族群眾組成抗日武裝，成為大青山抗日遊擊戰爭的主力；在冀中，由回族共産黨員馬本齋任司令員的冀中回民支隊，英勇抗敵屢建戰功。抗日戰爭期間，有許多少數民族士兵和群眾為保家衛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各階級、各階層民眾之間的大團結。工人階級始終站在抗戰的最前線。“七七事變”後，廣大工人紛紛組織義勇隊、救護隊、宣傳隊、戰地服務團等，踴躍參加支前工作。在淪陷區，工人組織成立工會，與敵人進行了多種多樣的鬥爭。據不完全統計，從抗戰開始到1938年春，通過晉東南各級工會登記的參軍和支前的工人就有3萬餘人，僅山東淄博礦區就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軍或遊擊隊。廣大農民是中國最為深厚的抗日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抗日戰爭實質上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農民是抗日戰爭中巨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最大承擔者和戰爭的直接參與者。據統計，8年抗戰期間，僅國民黨軍隊從大後方補充的兵員就達1422萬人，這些兵源中絕大多數為農村青年。在敵後戰場，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兵源同樣是農民，正如時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所講：“成千成萬的軍隊，成千成萬的帶槍的人，他們是誰呢？他們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數的是農民。”抗日戰爭期間，知識界、學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婦女界都成立了救亡協會，如“七七事變”後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其團體會員包括“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上海戰時文藝協會”“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上海銀錢業業餘聯誼會”“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等等。婦女界則組織成立了“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以及各地的“婦女戰地服務團”。

　　全世界華人的大團結。海外僑胞同是炎黃子孫，他們時時刻刻關心祖國的命運，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東南亞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等就發起成立了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抗日戰爭期間，成立支援祖國抗日的華僑團體約3500多個，為祖國抗戰捐款的華僑達400多萬人，約佔當時全世界華僑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亞洲、南北美洲、歐洲、大洋洲和非洲。抗戰8年，華僑捐款約達13億多元，此外還捐獻了大批戰需物資如飛機、坦克、汽車、衣物、藥品等。許多僑胞回國參戰，血灑疆場。據統計，當時中國空軍殲擊機的飛行員中，華僑佔了3/4；為了保證抗戰“物資生命線”滇緬公路運輸暢通，僅在南洋華僑中就有3200多名機工回國服務，當時在滇緬公路上服務的機工有一半以上是華僑。可以説，抗日戰爭期間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的抗日救國運動和貢獻，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人數之眾、時間之長、力量之強、影響之巨，在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都是空前的。

　　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極大增強和提升，是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一筆永遠值得珍惜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必須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須極大地凝聚全國各族人民和全世界華人的力量。只有這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會實現。

　　（作者係河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增強國家凝聚力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