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50.8%受訪者通過紀念日了解抗戰

中國新聞中國青年報 2015年08月17日 08:2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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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畫：勾犇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70年了，今天人們對於那段歷史的記憶和了解，到底是通過什麼渠道？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聯合騰訊網、今日頭條App開展的“中國青年看抗戰”大型網絡調查給出了答案——受訪者了解抗戰的三大渠道依次是，教科書、媒體、影視劇。

　　認知度最高的抗戰英烈都在教科書中出現過

　　調查顯示，教科書成為公眾了解抗戰的第一渠道。83.7%的受訪者是通過教科書了解抗戰的。

　　1973年出生的李育森（化名），對教科書的重要影響深有體會。“小時候第一位老師、第一節課、學的第一個字，到現在都記得。一個人讀書時接受的東西可能會影響一輩子”。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認為，我們一向重視歷史教育，教科書確實成為很多人主要的知識來源。教科書應該增加正面戰場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輔相成、相互支援，才贏得了抗戰的最終勝利。

　　在本次調查列舉出的抗戰英烈中，狼牙山五壯士的認知度最高，有86.4%的受訪者表示知道，其次是淞滬會戰八百壯士（79.6%），第三是白求恩（74.7%）。接下來依次是：張自忠（70.8%）、左權（64.8%）、趙一曼（64.6%）、王二小（60.8%）、戴安瀾（44.3%）等。還有4.0%的人知道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中共黨員、日本人宮川英男。

　　80後青年張建平告訴記者，自己知道狼牙山五壯士，是小學語文課本上有一篇《狼牙山五壯士》的課文；知道八百壯士，是歷史課上講過；知道白求恩，也是因為在中學語文課上學過那篇《紀唸白求恩》，“作為國際共産主義戰士的優秀代表，他體現出的人性的偉大和善良，讓我至今印象深刻”。

　　“可以看出，認知度最高的抗戰英烈，都是教科書傳播的內容。受訪者的選擇也符合他們的知識範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高洪説。

　　高洪的工作單位就在北京張自忠路12號。地鐵5號線張自忠路站A口外，豎立著一尊張自忠的塑像。高洪上班從地鐵站出來，常會給塑像鞠一躬。每到抗戰紀念日臨近，還會有很多人來獻花。高洪表示，我們紀念抗戰就應該有一個整體性，要把最值得敬重的人放在突出地位上，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對國軍犧牲的最高將領張自忠，和我軍犧牲的最高將領左權，認知比例都超過六成，且知道張自忠的比例還要高出6個百分點。

　　在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看來，這一結果反映出一種進步——近十幾年來，學術界進行了更客觀的研究，全社會對抗戰的普及也更加全面，真實的歷史得到更多人的認可。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戰場，都有了比較高的認知度。

　　“孩子們應該對抗戰形成更整體全面的概念。現在已經有大量檔案材料解密了，學者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我們現在要思考，怎樣儘快把這些成果吸收進教科書，形成比較完整的歷史記憶，留給年輕一代。”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焦潤明建議。

　　抗日“神劇”演繹輕浮，是對抗戰苦難的不尊重

　　調查中，“影視劇”也被61.4%的受訪者認為是了解抗戰的主要渠道，僅次於排在第二的“媒體”（70.2%）。

　　李育森前兩天無意中看到，央視電影頻道重放老片《地道戰》《地雷戰》。這兩部都是他小時候一直想看沒看到的，這回他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下來，“感覺比現在的抗日神劇強多了”。

　　高洪也認為，早年的抗日作品要更接近歷史事實。近些年有些抗戰劇對抗戰態度不太嚴肅，用戲劇化的方式胡亂編排，這是對抗戰英烈的褻瀆，也是對歷史的不尊重。他認為，一定要限制這種作品，不能讓青少年通過這些不負責任的影視作品了解抗戰。而且，“我們自己都歪曲篡改歷史，不是給日本右翼可趁之機嗎？”

　　“通過這次調查的一些結論可以看出，大眾對抗戰的認識水平很高。大家確實有這樣的印象——抗日戰爭是和苦難、付出、犧牲相連的。這也從事實上駁斥了所謂的‘抗日神劇’。” 周永生説，大眾心中的抗戰，並不是“神劇”中那種輕飄飄地打“鬼子”，抗日英雄人物總也打不死，“鬼子”一打就死。這種演繹非常輕浮，是對抗戰苦難的不尊重。

　　抗戰紀念和老百姓生活聯絡起來，將産生更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調查中有50.8%的受訪者是通過“紀念日”了解抗戰的。去年確定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等國家儀式，對於公眾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兩個國家儀式的確立是一個標桿，全民都會在那一天前後回顧歷史，傳播的信息量會大大增加。”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蘇智良表示。

　　上世紀90年代初，蘇智良曾在日本看到，每年的8月15日，日本各地都要舉行各種儀式以示紀念，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戰歿者追悼式”。“追悼式通常在東京武道館舉行，由天皇和首相、參眾兩院的議員、內閣成員及死亡者家屬出席，會場上氣氛‘莊嚴肅穆’，參加者依次向‘英靈’獻花。當時給我的感受很震驚”。

　　此後的13年，蘇智良一直呼籲設立公祭日。直到去年，抗戰勝利紀念日和國家公祭日終於確定。蘇智良説，我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不是一個短暫的行為。我把它看成中國現代國家制度——國家儀式的很重要的部分，並不因為將來中日關係的好壞而消失或張揚。因為我們不僅僅是針對日本”。此外，這樣一個國家公祭日，能不能在國際社會上做好宣傳，最後也能像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紀念日那樣成為世界級的一個紀念日，我們還要做很多的努力。

　　今年9月3日是中國第二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等盛大活動，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9月3日正值全國中小學開學之際，怎麼把抗戰教育和孩子的入學教育結合起來，讓他們都能為振興中華而努力，這也是蘇智良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今年九三閱兵全國放假，大家都反響強烈。抗戰紀念如果和老百姓的生活聯絡起來，就會産生更大的影響。”周永生感嘆，紀念日從傳播的角度來講太重要了。目前公祭日還沒有實現全國放假，如果也能夠全國放假、全國公祭，公眾的印象還會更加深刻。

　　調查顯示，受訪者了解抗戰的渠道還有：傳記等文學作品（51.4%）、周圍長輩（39.0%）、參觀博物館等活動（33.6%）、同學朋友（12.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