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心中的“上海方舟”(組圖)

中國新聞新華網 2015年07月15日 16:5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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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本文原載于新華網，時間為2005-05-15，轉載只為提供資料。

　　當年擠住在虹口的猶太難民

　　1938年，猶太難民坐船到上海

　　1939年創辦的猶太難民子弟學校　　

　　——當年猶太難民近日來信述説難忘記憶

　　二戰時期，歐洲各國的猶太人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瘋狂迫害與屠殺，西方一些國家卻不接納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猶太難民。而在那個生死關頭，中國向他們敞開了門。上海，使近3萬猶太難民逃脫了劫難；上海，成為不少猶太人的“諾亞方舟”。

　　這些年來，世界各地的昔日猶太難民和他們的子孫來電來函，與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保持聯絡。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他們更懷著激動之情，發來不少電子郵件，寄來一份份信箋，訴説當年刻骨銘心的難忘經歷和對上海的真情回憶。

　　勞德·威爾頓（Claude　Wilton）從德國發來電子郵件——60年前情景在眼前

　　一切過去60年了，可仿佛都在眼前。

　　在上海下船的時候，11歲的我驚呆了，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多長得跟我們一點都不像的人，船塢上滿滿地擁擠著中國碼頭工人。

　　我們一家人搬到上海之前，住在德國前東普魯士，後來發生了“玻璃破碎之夜”——那天晚上每個猶太人的商店、住房的玻璃窗戶都被打碎了。那天，我爸爸受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威脅。我父母決定逃離德國。

　　但當時，我們一家可以選擇的去處並不多。想去美國，但當時美國接收難民的數量有限制，從報名到批准進入，至少要等8年。那時，我們驚喜地獲悉，上海沒有移民定額，也無需簽證，於是我們就來到上海。幸虧我們沒有等待美國的定額放開，否則，我們一定會死在德國。

　　我們住在上海猶太人慈善會提供的難民宿舍裏。我們每天吃三頓飯，是粗茶淡飯，量也小，但足夠維持生命了。我們感到非常幸運，比比我的同胞，他們要悽慘多了。

　　後來，我的爸爸居然買下了一套小公寓。買房子的錢，是父母從德國帶來的。來上海的時候，我們帶了很多東西，水晶、花瓶、碗、床單、高檔衣服。後來我們把它們都賣掉了，很多猶太人都這麼做。買這些東西的多數是中國人，這些東西在當時的商店根本買不到。還有一點，中國人買我們的東西，是出於一種同情與愛心。

　　我們家的房子在當時虹口區的唐山路，房子很小，但它比難民區好多了。我記得最大的苦惱，就是臭蟲，它們很快就在我們房子裏安居繁殖。我爸爸參加過一戰，對付臭蟲，有點經驗——他和戰友在床腿邊放上一桶火油，這樣臭蟲就不會爬上床來。我們沒有火油，就用肥皂、消毒劑來對付臭蟲。開始臭蟲都躲了起來，沒過幾天，又毫不猶豫地來“拜會”我們了。但沒什麼好抱怨的，我們畢竟有了一個生存之地。小屋子裏惱人的臭蟲，如今回想起來倒也有某種懷舊的味道。

　　喬治·賴尼希（GeorgeReinisch）從奧地利發來電子郵件——上海，我們曾經的家

　　幼時的回憶依然這麼真切。記得我們抵達上海時，伯父早已等在碼頭邊的計程車裏，隨即把我們帶到虹口那間業已租下的小屋。伯父已經在上海呆了一年，他是猶太難民“海姆”（heime，德文“家”，難民居宿地）的創建人之一。

　　長途跋涉帶來了勞累和病痛，全家人都為有此棲身之處而慶倖。我們的小屋坐落在虹口區公共租界中的“窮街”。除了中國人外，還住著錫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來的猶太難民。當時猶太難民差不多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上海。許多猶太人到達上海時，已經身無分文了。但是，我們猶太人都奇跡般地生存下來了。這與中國人的善良與友愛有關。

　　日子一天天過去，父母憑著自己的艱苦奮鬥，從變賣一些小手工藝品，到最後竟還有了自己的獨立作坊，生活完全能夠對付了。更為慶倖的是，父母還把我的外祖父母從維也納納粹魔掌下救出來，我們全家在上海團聚了。

　　我們在上海生活了7年半，直到1947年2月初。這期間父親當過老師，母親靠手工制花來謀生，後來我們開了個小皮包加工廠，生活逐步穩定下來。我們和中國人一起勞作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們家族的人總是説，上海——我們曾經的家。

　　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從美國來信——全部財産10個美元

　　我們家初到上海時，全部財産只有壓在箱子底下的10個美元。但是中國人是友好的，上海的天空是明媚的。也許因為我的父母有些文化和技能，他們雙雙幸運地找到了工作。

　　然而珍珠港事件後，情況急劇變化。日本佔領軍命令猶太難民搬入虹口的隔離區。我們被迫放棄了公寓，住進一所學校的一間小單間裏，日軍還逼迫我們付了一筆荒謬的“鑰匙錢”。我們長久住在這個又小又暗和通風不良的房間裏，後來又搬入一個更小的房間。我們的房間沒有浴室或廚房，甚至自來水也沒有。整幢建築只有一間公共廁所。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著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車”的車子運走糞便污物。我母親不得不在一個小煤爐上烹煮所有的食物。我記得小煤爐簡直與花盆一樣大，只有不斷煽風才能保持火旺，我總是被煤煙熏得直冒眼淚。燒開水花費時間太長，到老虎灶買熱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我便可以在大街小巷中串來串去。那時，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個街角都能找到。老虎灶的記憶與我的童年就這麼連在了一起。

　　猶太醫生開小診所，營業額相當不錯。猶太工程師和建築師為重建虹口出了很多力，修復了數十條被毀壞的街道，蓋起新的住房和商店。律師、經濟學家、大學教授等則沒有機會表現他們的才能了。但是辦法總是有的，一些人做起了小販，另一些人賣報，一些有創業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作坊，生産肥皂、蠟燭、編織品、皮革製品之類，還生産歐洲風味的食品——臘腸、軟飲料等，不少産品在中國人中還很暢銷呢。

　　瑞娜·克拉斯諾（RenaKrasno）從美國舊金山發來電子郵件——俱樂部的愉快時光

　　1945年是一個不平常的年份，這一年裏反法西斯戰爭徹底取得勝利。記得那年3月的一個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到猶太俱樂部去。

　　俱樂部是1932年成立的，成了具有創造性的猶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我父親是猶太俱樂部文化委員會的秘書。

　　俱樂部每週四有文化之夜活動，這是埃爾哈卡社——俄文文學藝術圈的字母縮寫。這個團體是一小批渴望探索創造性表現手法的人建立的，目的是為探求各種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個論壇，激勵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發揮才能。每週四晚上俱樂部裏都有音樂和戲劇小品演出，還組建了俱樂部圖書館。這種合作相當活躍，吸引了一批優秀的專業人員，無償演出各種劇目。父親曾寫了一首《埃爾哈卡讚歌》，譜上高亢激昂的曲子。不論是歐洲的納粹，還是上海的日本人，都不能使我們猶太人的理想受挫。

　　我們坐在長桌旁，同胞們互相親切問候。俱樂部的房間呈長方形，有高高的天花板，窗戶上懸挂著巨大的窗簾讓人感到協調和諧，這實在是日本軍裝與刺刀間的一個世外桃源。父親抑揚頓挫地朗誦了一首俄語詩，反響很熱烈。大家圍坐在桌旁閒談，啜飲著熱騰騰的檸檬茶。每週一次的俱樂部愉快時光與期盼，伴著歲月的艱辛，使我們單調的生活有了色彩，也給了我們生活的依託，讓我們獲得生存的勇氣。

　　朱迪絲·本·埃莉莎（JudithBenEliezer）從以色列來信——為抗日組織做交通員

　　一天，我的好友T.S.王來找我，他説：“朱迪絲，我想請你做件事，如果你覺得難辦的話，就請爽快地拒絕，我能理解你。”

　　“唉，這件事挺難以啟口，但我想你即使不願介入，也不會泄密。中國遊擊隊已滲透到了上海郊區，經常打擊日軍。小打小鬧已無濟於事，關鍵是要打擊敵人的最敏感部位。遊擊隊必須掌握敵軍敏感地段的情報、特種兵團的部署以及重要的設備部署情況。汪精衛偽政府成員在跟日本人合作，尤其在幫助日本情報部門，他們了解日軍的防衛情況。我們已有一位同志秘密打入了偽政府，憑他的職位可以獲取秘密情報……”T.S.王遲疑著等待我的反應。

　　“繼續講，”我鼓勵他説，“你是什麼意思？”

　　“這位同志把情報傳給我，由我轉送到急需情報的部門。困難在於一旦被懷疑，就會被跟蹤，我們必須有一個中間人聯絡。”

　　“你的意思是讓我做中間人，讓他把情報轉給我嗎？好，我願意做這件事。”我立即回答。

　　就這樣，我擔當著中間人的工作。我後來多次被上海的日本警察、情報科特工和日本駐上海憲兵總隊等審問過，萬幸自己靈活應對，一次次化險為夷。

　　莉莉·芬克爾斯坦（LilliFinkelstein）從奧地利來信——我和中國人一起淚流滿面

　　我們懷著希望來到了上海，在虹口舟山路安排好住處後，新的生活就開始了。我很快就學會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市場買食品。小販們説著洋涇浜英語，我能很好地聽懂他們的話。他們友好、樂於助人。

　　後來，我們經常看見許多日本兵行進在上海的大街上，我們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幾個月後，日本人命令難民遷往虹口的指定居留區。附近幾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間。我把那間房子好好打掃了一下，終於可以住在裏面了。但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居留區，日本人剝奪了我們的自由。

　　但是，我們並不孤獨。中國鄰居非常友好，他們知道我們處在艱難的困境之中。他們都是最窮苦的老百姓，沒受過什麼教育，但是非常通情達理。我和他們中的一兩位婦女還交上了朋友。最難忘的是有一次，有家中國人邀請我們在過年的時候到他們家中吃年夜飯。

　　有一天下午陽光明媚，我與幾個朋友一起到有著近2000年曆史的著名的龍華寺和龍華塔去作了一次遠遊。我十分喜歡那些美麗的古老建築，它們似乎在訴説著佛祖的生涯。寺內有一座大殿，裏面有幾百個菩薩和羅漢的鍍金塑像。我們觀賞著，讚嘆著，漸漸我把朋友們甩在了後面。

　　我漫步到了龍華塔的門口，臺階上坐著一個老人，出售供佛的香燭。我看了看他，他便問我是不是有什麼憂慮。我説：“我兄弟在被納粹佔領的法國，我聽不到他的消息，他可能在危險之中。”我不知道這個老人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説：“請接受一份香燭吧，當你在佛祖前點燃它時，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薩會保祐的。”我感謝中國老人善良的心，我按照他的話去做了。那一刻我感到了心靈的慰藉。

　　我不知道這香燭或是菩薩是否保祐了我們。戰爭結束後，美軍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裏找到了我的兄弟。後來他成了維也納一個很成功的古董商。

　　當我們得知希特勒被打敗了的時候，日本人還沒有投降，他們在虹口的街上挖起了戰壕，企圖繼續頑抗。1945年8月我們獲得了自由。我們和中國人一起上街歡慶勝利，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