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猶太女孩”回滬致青春叩開70年前的家門

中國新聞東方網 2015年07月15日 16:1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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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于東方網，時間為2013-11-05，轉載只為提供資料。

　　貝蒂當年的護照，當時她又叫“莎拉”。

　　“This ismy home，this ismy place.”（這裡是我的家、我的地方）

　　“他們從不問我們從哪來，也不會歧視我們。”

　　□貝蒂走進舟山路51號二樓，試著敲開自己曾經住過的房間。

　　據《新聞晨報》報道，去過位於虹口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人一定會被一張照片深深吸引。這是一張二戰時期的德國護照，護照上有三個刺眼的納粹鷹徽圖章，卻掩飾不住圖章下一個小姑娘可愛靦腆的臉龐——有人稱她為“最美猶太女孩”。照片上的這個小姑娘貝蒂在上海度過了她人生中最珍貴的十年青春時光。上海的外灘、國際飯店和人民公園也見證了她甜蜜的婚戀。

　　昨天，貝蒂回到了70年前她生活過的舊居，並且承諾將把自己當年在上海結婚時穿過的手工製作的婚紗捐贈給紀念館。

　　歷史的印記：“我曾經叫莎拉”

　　一頭銀發，今年已經83歲高齡的貝蒂（Betty　Grebenschikoff）安靜地坐在位於長陽路的猶太難民紀念館中。透過午後的斜陽，她的眼神鎮定而平和，然而思緒卻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個躁動不安的夏天。剛剛逃出德國的一家人驚魂未定地來到了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這裡的人民友好嗎？生活如何？等待著他們的又將是怎樣的命運？

　　看過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熟知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歷史的人可能一直都會有疑惑，為什麼當年的猶太人老老實實地“配合”納粹登記，難道就不能撒個謊堅決否認自己是猶太人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貝蒂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在大規模迫害猶太人之前的“和平時期”，其實納粹當局就已經有完善的人口調查資料，各城市的猶太人名單和個人信息資料都已經被完整掌握，希特勒開始蓄謀已久的排猶活動時，實際上只要照名冊“點名”就行了，猶太居民幾乎無法“謊報”。而對貝蒂一家來説，他們的姓氏“Kohn”又是一個典型的猶太姓氏，更難以矇混過關。

　　貝蒂説，納粹當局還怕會有“漏網之魚”，1938年又強行規定，所有猶太女子的中間名必須加上“莎拉”，猶太男子的中間名必須加上“以色列”，以使納粹當局一眼就能識別猶太人。這也正是後來莎拉所撰寫的回憶錄《我曾經叫莎拉》名字的由來，現在這本回憶錄已經有了中文版。

　　莎拉一家逃離德國的過程也驚心動魄。1939年6月，納粹當局已經確定要“約談”貝蒂的父親，讓他到指定地點報到。就在指定報到日期前的兩天，她父親通過重金賄賂，買到了四張日本輪船的船票，帶著一家四口坐船逃到了上海。到上海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那時猶太人再要想從德國逃出來那真是難於上青天了。

　　但是貝蒂家族還有很多人沒有逃出來，而是留在了德國，例如她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和其他親人。戰後他們才得知，留在德國的眾多親人只有兩個人倖存，其餘都被殺害。

　　上海話記得牢：脫口而出“小妹妹”

　　當回答晨報記者的提問：“您到現在還記得哪些上海話”時，貝蒂脫口而出的竟然是“小弟弟”和“小妹妹”。70多年前，想必那些上海鄰居們就是這樣親切地稱呼貝蒂和她的小夥伴們的。

　　剛來到上海的貝蒂一家租住在現在的舟山路一帶。那裏有很多猶太人設計並建造的房屋，曾經為百餘戶的難民提供過住宿。由於當時來滬的猶太難民中有眾多的工程師、建築師等技術人員和藝術家，舟山路的建築在功能和形式上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紅磚墻面，所有的門套、窗套都採用紅磚砌成半圓拱形。

　　舟山路當年開著很多歐式咖啡館和餐廳，有“小維也納”之稱，直到現在仍能看到當年的影子。不過當年剛到上海時，貝蒂父親身上的錢只夠租一間小房間了。起初他們的一日三餐還要靠當地的猶太人組織救濟，直到父親找到工作後，才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我們剛到上海時，還幻想著能夠早點回歐洲，畢竟那裏還有很多親人，但戰爭爆發後，我們發覺再也回不去了。”當時年僅9歲的貝蒂進了著名猶太商人嘉道理在上海創辦的學校，隨後又轉入另一所猶太學校。

　　好景不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佔領了整個上海，並且把所有猶太難民都統一趕到了一塊“隔離區”，要離開隔離區還要向日本人申請通行證。“那時生活條件很艱苦，經常吃不飽，衛生條件也不好，夏天很悶熱，十幾戶人家卻只能共用一個浴室。”

　　昨天，貝蒂帶著女兒回到了曾經生活過的舟山路51號二樓的一間大約20多平方米的房間。“我們一家四口當時生活在這間房間，臥室、客廳、廚房都在這一間房間裏。”這間屋子現在的住戶是一對老夫婦，幾十年雨打風吹，房間的整體格局並未發生大的變化，房頂依然能看到精美的雕花裝飾，貝蒂當年睡覺的位置現在依然放著張床，而陽臺更是完全一模一樣。最大的改變是現在有了現代化的家用電器，如電視、冰箱等。“我住在這裡的時候，我們家電器只有一台收音機，連電扇都沒有。”

　　儘管生活很艱苦，但是貝蒂回憶在上海生活時説，和那些上海鄰居們相處得還是很開心。“他們從不問我們從哪來，也不會歧視我們。”戰爭期間，曾經有一次轟炸，炸彈掉在了猶太人的隔離區內，造成了大量傷亡，附近的中國人也有波及，但中國人和猶太人互幫互助、救死扶傷，令她非常感動。

　　愛情的見證：舉行宗教、中式2場婚禮

　　在猶太難民紀念館的館藏物品中，有一張1948年的中文結婚證書很有意思。這張充滿濃郁中國風的結婚證書不僅寫著結婚人的名字，還要填上證婚人和介紹人的大名。結婚證書的主人正是貝蒂夫婦。他們是在上海相識相愛並結為終身伴侶的，外灘、人民公園、和平飯店這些上海知名景點見證了這對異國情侶的愛情之路。

　　貝蒂的丈夫奧列格（OlegGrebenschikoff）是俄羅斯人，很早就隨家人移居上海。戰爭結束後，一次貝蒂去游泳，身為救生員的奧列格被這位美女所吸引，忍不住上前搭話，問是否需要教她游泳，就這樣兩人在泳池“來電”了。和很多上海年輕人一樣，他們在外灘散過步，在和平飯店約會過。

　　相識兩個月以後，兩人就領證結婚了，婚後去杭州度蜜月。1950年，夫婦兩人先是移居澳大利亞，最終定居美國，兩人共有四女一子，如今的貝蒂已有7個孫輩和4個重孫輩了。

　　“我們當年辦了兩場婚禮，一場宗教婚禮和一場中式婚禮，最後的喜酒是在國際飯店辦的。”奧列格的母親在南京路經營一家洋裝店，兩人結婚前，她用珍貴的法國綢緞親自為兒媳手工製作了一件婚紗。這件婚紗最終成了貝蒂一家的“傳家寶”，貝蒂的兩個女兒都曾經穿著媽媽的婚紗舉行過婚禮。陪同貝蒂來滬的Irene就是其中之一。她風趣地説：“我從小就看中它了，一直盯著它，從來就沒想到要其他禮服。”

　　貝蒂婆婆當年親手製作的這件“愛心婚紗”是貝蒂一家愛情的見證，同時也是猶太人在上海生活的珍貴紀念物，貝蒂承諾，將把這件婚紗捐贈給猶太難民紀念館。紀念館負責人也表示，目前館方已經收錄了1。5萬餘名當年來上海避難的猶太難民的姓名、出生年月等基本資料，現在正在徵集更多的實物資料。

　　“Thisismyhome，thisismyplace。”（這裡是我的家、我的地方。）時過境遷，當貝蒂重回外灘時，她看到許多年輕人都在拍婚紗照，以至於誤以為昨天是什麼重要的節日，直至翻譯告訴她，其實只要天氣好，每天都有那麼多新人在這裡拍照，就像當年的貝蒂和奧列格一樣分享著甜蜜。貝蒂聽後笑了，一如當年那個護照上的小女孩那麼靦腆而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