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本文原載于新華每日電訊,時間為2014-09-03,轉載只為提供資料。
▲9月2日,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舉行的媒體見面會上,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後裔索尼婭·米爾貝格(右)手持她父母的訂婚照片講述家族的故事
新華社記者方喆攝
新華社上海9月2日電(記者許曉青、季明、呼濤)二戰期間曾向躲避納粹迫害的大批猶太難民敞開大門的上海,究竟拯救了多少猶太人的生命?一份雖不盡完整、但富有傳奇色彩的“上海名單”2日在此間揭開神秘面紗,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一份倖存者的名單,儘管無法包含全部人,上面已有13732個二戰期間在上海的猶太難民的名字。他們幾乎都熬過了二戰,到了世界各地。這份名單的意義非凡。”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後裔索尼婭·米爾貝格2日回到出生地上海,以她的抗戰親歷為中外記者解讀“上海名單”。她也是這份名單的挖掘者、研究者和校對者之一。
9月3日是中國立法規定的首個抗戰勝利紀念日。這份“上海名單”將被鐫刻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摩西會堂舊址)長34米的銅墻上,向世人展示。
人數之“謎”
“若不是父母順利逃亡上海,我根本就不可能在這世上誕生,我的名字索尼婭,就是我在上海出生時取的,我覺得很幸運。”索尼婭説,她早前參與德文著作《流亡上海:1938-1947》中有關“上海童年”章節的撰寫,包括她在內的5個在上海經歷抗戰的猶太孩子提供了5段回憶。這本書所附的一個名單成了今天“上海名單”的基礎藍本。當然,索尼婭和她的家人也在這份名單上。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分子在歐洲瘋狂迫害殺戮猶太人之際,中國上海依然向這些猶太難民敞開懷抱。1933年至1941年,先後有數萬名猶太人逃亡上海避難或尋求中轉,猶太難民與中國人一起目擊了日本侵略者的燒殺搶掠。
1943年2月,侵華日軍在上海虹口提籃橋地區設立“無國籍難民限定居住區”,即虹口隔離區。約2萬名猶太難民與同樣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老百姓同甘共苦,結下深厚友誼。上海也因此得名:東方的“諾亞方舟”。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的研究發現,當時猶太人進入中國、進入上海大致有兩條線路,起初是通過蘇伊士運河航線,從海上到達東南亞,進入上海;另一條線路是穿過亞歐大陸,乘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地區進入被日本佔領的中國東三省,再抵達上海。
一段時間來,有關猶太難民來到上海的總人數一直沒有確切定論,而被冠以“數萬”之多。著名猶太史專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潘光最近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今天在中國和歐洲史學界,基本認可的、有名有姓的二戰時期上海猶太難民大約在2萬人左右。被鐫刻在銅墻上的“上海名單”,雖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單,但足以管中窺豹,警示世人。
他透露,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猶太研究中心,一直致力於從世界各地蒐集二戰期間在滬生活的猶太難民名單,目前其數據庫中約有1。8萬個猶太難民的名字已被輸入,成為可供查詢的抗戰史料。當然,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猶太難民因為各種原因不知其姓名,無從查起。
“每個猶太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名字,恰恰是當年納粹的暴行,讓猶太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提,很多人變成了一個編號。我想挖掘和研究這樣的‘上海名單’,不僅是為了學術研究,更要公之於眾,每個名字代表著一個活的生命。這是我再次來到上海的理由。”索尼婭一再説,“上海是當時唯一向父母敞開大門的地方,我們不能忘記這座城市”。
“上海寶貝”
1939年10月26日,索尼婭出生在位於上海租界內的宏恩醫院(今華東醫院),為她接生的是外籍醫生格貝爾。她的出生信息卡上還顯示,她的父親當時十分匆忙,在表格上新生兒的姓名欄裏填上了“BABY KRIPS”的字樣。
“BABY”,也就是“寶貝”這個稱呼,後來也被用來形容抗戰期間在上海猶太難民居住區出生的猶太后裔。據不完全統計,這樣的“上海寶貝”至少有500多人。
在《流亡上海:1938-1947》中,索尼婭在上海街頭撐著中國傘、懷抱洋娃娃的照片成為一段歷史佐證。事實上,除了在上海出生的猶太難民寶貝們,更多的猶太孩子是跟隨父母一路逃亡來到上海,他們廣義上也是“上海寶貝”。
更值得一提的是,與“上海名單”有關的還有諸多猶太孩子的童年往事。
在籌備公佈“上海名單”過程中,索尼婭致信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據她介紹,《流亡上海:1938-1947》所附的猶太難民名單有這樣一段來歷:名單的最初藍本是當時管理猶太難民隔離區的日本佔領當局雇了三名猶太小女孩,耗費三天時間打印出來的。
索尼婭分析,這項工作表面上是“人口調查”。這三個小打字員,分別是索尼婭·波伊茲納,埃娃·君特斯坦因和海爾加·羅斯。1944年她們分別是14、15、16歲。她們在老舊的打字機上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開始嚴重懷疑這份名單的真實用途。上司最終也沒有從她們手中打出“完美無瑕的名單”。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陳儉認為,恰是這些參與打印名單的“上海寶貝”的微妙情緒,折射出了上海猶太難民們在日本佔領時期亦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
“方舟”申遺
在抗戰勝利紀念日到來之際,當年猶太難民聚居的上海市虹口區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或許,這樣一片曾經拯救數萬猶太人的區域,也可以申請加入世界級的遺産名錄。
儘管關於這類老上海時期的建築遺存是否申遺,在文物保護及學術研究領域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地方政府提出這一設想時依然得到了不少支持。
“最成功申遺的當屬奧斯維辛集中營,儘管上海猶太難民聚居地與之還有很大區別,而且修舊如舊、恢復原貌保存等要求,似乎對上海的虹口地區也過於苛刻,但提出來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抗戰史專家、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説。
顯然,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的一些珍貴歷史檔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順利進行,對上海的猶太難民聚居地申遺也是一種鼓舞。
“隨著有關猶太難民在上海的名單、數據庫、音視頻、口述實錄的整理日趨完備,申請記憶遺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當然,未來各方還需百倍的努力。”潘光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