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央視網消息(記者 孫肖萌)“2014年中國GDP增長速度下滑到7.4%,為1990年以來最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3月9日,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辦?》的發言。
面對中國GDP增長速度的下滑,需要理性地分析原因。錢穎一説,如果考慮中長期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經過30多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7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和剩餘勞動力的減少,潛在增速必然下降。其次,在過去這些年中,我國經濟中的結構扭曲日趨嚴重。糾正這些扭曲,必須停止、減緩、調整以往增長模式,必然會影響積極增長速度。此外,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過去那種政府深度參與經濟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規範市場經濟的服務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也就是説,政府權力並未顯著減少但做事積極性減少了,這也是導致增速下降的原因。”
錢穎一認為,貨幣政策要起作用,必須配套結構調整措施。為此,他提出三條建議。第一,留給市場和企業內生調整和發展的空間。錢穎一認為,中國經濟“韌性”程度高,不僅政府調節能力強,而且個人和企業對市場變化的適應程度大。他説:“當人生病時,除了吃藥外,人的自我調節,包括改變生活方式的本領是很強的。經濟調整也是如此。要給市場自我調節的空間,給個人和企業調整的機會。甚至可以説,調整都是被逼出來的,不要浪費這個調整的機會。”
第二,發揮政府在供給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應減少行政審批、加快財稅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為民營企業鬆綁、促進金融創新、鼓勵創業等。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産業發展,但要改變方式。錢穎一舉例説,“比如推動電動汽車發展,但並不直接參與投資和製造,而是發揮規劃、協調以及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
第三,重新定義政府激勵機制,建立新型政商關係。錢穎一認為,解決政府“不作為”的辦法不是回到過去那種“作為”,而是轉變政府職能,把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從“關繫緊密型”轉到“保持距離型”,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從“參與型”轉到“服務型”。在法治經濟框架中,重新定義政府激勵,既減少政府腐敗,又把企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