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倖存者要求採訪別拍照：擔心被日本人暗殺

中國新聞成都商報 2014年12月13日 06:2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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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泣血錄

　　■李秀英（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1937年12月19日上午9點鐘，來了6個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個年輕婦女。我趁機握住刀柄，用牙咬住日軍不放。隔壁屋裏的兩個日軍聽到喊聲，就跑過來幫助這個日軍。我一人對付這三個人，他們用刺刀向我身上亂戳，我的臉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幾刀，立即失去了知覺……

　　■袁世豐（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1937年12月13日，我們五六百人都被捆起來，趕往一座大屋裏，然後用機槍掃了兩個鐘頭，我僥倖沒有被射中，但日本兵又用汽油一澆，放起火來。五六百人，大都燒死，我的衣裳也著了火，趕緊脫去，站到屋裏一水缸裏。我趁天黑，從水缸裏爬出來，藏到一戶沒人住的閣樓上，躲了三天。

　　■吳璇（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一日淩晨我去廁所，發現廁所外草叢中有一個小相冊，撿起後發現該相冊封面上畫著一顆人心，還畫有一把沾有血跡的刺刀，地面上滴有血印。相冊內全是日軍暴行照片，當即收藏懷中。1945年審判日本戰犯時，我提交的這本相冊成了有力鐵證。

　　南京大屠殺是南京市民記憶中永遠無法忘卻的一頁。

　　對於每個倖存者而言，日軍的殘暴、恐怖與喪失人道的暴行永遠也無法從他們的記憶中遺忘消失，每個倖存者都有一個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慘記憶。

　　對於現今生活在南京的市民來説，通往南京大屠殺創傷記憶的通道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打開，任何同南京大屠殺相關聯的事件隨時都可能會引起強烈反響。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在接受成都商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來説，一個迫切的課題是，如何將他們從歷史證人的角色，轉變至創傷醫治的對象。“倖存者已越來越少，難道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仍需要這些已進入耄耋之年的倖存者來扛嗎？”

　　成都商報首席記者 潘媛 攝影記者 王效

　　倖存者只剩100多人

　　據1997年的不完全調查，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與目擊者尚有2630余人。2011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公開表示，當年年初，健在的大屠殺倖存者還有300多人。

　　但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已只剩100余人，並且平均年齡也已超過80歲。“像我們這樣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已經不多了。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那段歷史。”倖存者陳廣順説，“現在還有日本人不承認。他們一天不承認，我們就得講下去。”

　　倖存者的後遺症

　　隨著歲月的流逝，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人數已越來越少。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已減至100余人。

　　張連紅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某個方面來説，由於日本社會不斷出現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行，學界才逐漸重視倖存者的調查。但在這種背景下，調查通常側重於蒐集日軍暴行的證據，調查目的是為了反駁日本右翼的荒謬言論，而倖存者則常常是以“歷史證人”的角色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事實上，現有史料足以證明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客觀存在，我們應更多從人文關懷的視角，著重解決如何醫治這些倖存者創傷的問題。”

　　張連紅在長期的研究中發現，除了部分自我治療能力較強的倖存者外，許多倖存者都未能擺脫過去的陰影，年輕時的精神創傷開始“復活”，他們經常為噩夢驚醒，他們的言行開始日益偏離日常生活習慣，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精神疾病的表徵越來越明顯。

　　在採訪中，他提到精神病學家威廉·尼德蘭1946年提出的“倖存者綜合症”，他列舉了許多被納粹迫害的集中營倖存者身上的明顯症狀：慢性焦慮症、懼怕再受迫害、抑鬱、不斷做噩夢、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快感缺乏症（不能體驗快樂）、孤獨症、臆想症、對世界充滿敵意和不信任等。

　　張連紅在調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過程中，發現在許多倖存者身上這些症狀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歸納起來，倖存者的精神創傷有三種較為典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閉型、神經質型。

　　精神分裂型

　　退休工資足以度日 卻整天撿垃圾

　　在張連紅所調查的倖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張玉英老人可謂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

　　1937年12月13日，11歲的張玉英同父親在街頭被日軍遇見，日軍當場刺死她的父親。張玉英後來逃到金女大難民所，金女大難民所負責人魏特琳（中文名華群，當時難民都稱她為華小姐）收容她，並幫助她上學。

　　華小姐無疑成了她的親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華小姐，向張連紅要了一張放大的華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請安磕頭。後來，她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撿垃圾，家裏被垃圾塞滿。張連紅分析説，她的退休工資足以度日，撿垃圾的行為是大屠殺期間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經歷對她的刺激所致。

　　神經質型

　　拒絕拍照 “擔心日本人來報復”

　　在調查中，張連紅髮現有些倖存者一直處在高度警覺之中。1999年，他採訪倖存者孟秀英老人，在她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之後，再三叮囑千萬不要給她拍照，因為她擔心日本人會來報復她。張連紅説，這是很典型的神經質型倖存者的案例。

　　絕大多數倖存者在接受訪問前普遍會感到心情緊張、焦躁不安，訪談時會情緒激動，訪談後很長時間不能平靜，甚至連續幾天睡不好覺。

　　自我封閉型

　　看到他們不承認 才“忍不住説出來”

　　自我封閉型的倖存者通常並不願意將自己的苦難經歷告訴他人，他們不願別人去觸及這一根傷痛的神經。

　　倖存者杜秀英1925年出生，性格內向，很少講話。在接受張連紅採訪之前，她一直沒有跟任何人談過她在12歲時遭到日軍強姦的傷心往事，這次強暴事件導致她長大後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離婚。她常常做噩夢，害怕腳步聲，並有潔癖。直到2003年因病去世，她惟一的養女也不知道養母曾經受到的傷害。

　　事實上，在調查中，研究者被倖存者拒之門外的例子並不少見，也有部分倖存者通過自我修復，走出了過去的陰影。

　　在倖存者常志強的大屠殺記憶中，他的母親被日軍刺刀刺得全身鮮血，臨死之前還掙扎著解開衣服為同樣受傷不滿周歲的弟弟喂奶，父親跪倒在地上，再也沒有起來……

　　1997年，他在電視裏看到日本人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忍不住了”，主動跑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講述自己一家的悲慘遭遇，而在這之前，他沒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子女講述過這些無比悲傷的記憶。

　　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

　　南京大屠殺這段悲慘的歷史已經過去，但是，“南京大屠殺”並沒有事實上也永遠不可能從南京市民的記憶中消失。張連紅在研究中發現，南京市民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已超越了原始復仇階段。

　　他同時認為，南京大屠殺這一悲慘歷史不僅屬於南京市民，也屬於中日兩國民眾，這一慘痛教訓也應讓全世界人民共同記取。人類社會特別是日本人民應該同南京市民一起，不僅要將這一創傷記憶視為人類過去的共同恥辱，也要將它置換為指引人類未來和平走向的共同財富。

　　連接歷史與現實

　　編史、建館、立碑……

　　在研究中張連紅髮現，大屠殺之後，在日軍高壓恐怖統治之下，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被深深地掩埋在心底。但是，每逢到了清明祭掃親人和大屠殺週年之時，他們都會以最簡便、最隱晦的方式祭奠那些無法忘卻的創傷。

　　1982年，日本教科書事件發生之後，日本國內否定侵略戰爭特別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行，激起了南京市民的強烈憤慨，他們紛紛寫信呼籲政府，“為歷史也為未來，為南京人民、中國人民也為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殺事件編史、建館和立碑，以紀念死者、教育後人。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也成了南京市民連接歷史與現實的記憶通道，成了紀念和憑吊遇難親人同胞的重要場所。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前往參觀的人數達到50萬人次，自1985年建館以來，參觀總人數已超過1000萬人次。每年清明前後和大屠殺週年祭日，許多南京市民特別是一些大屠殺倖存者都要前往獻花憑吊。一個被媒體廣為傳播的細節：每年清明都有一位特殊的送花圈人，輓聯上寫有“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唐順山”。當年，25歲的鞋匠唐順山裝成死人在日軍的殺人比賽中躲過了一劫。紀念館建成後，他年年騎自行車來送花圈。

　　張連紅的研究表明，在南京，通往南京大屠殺創傷記憶的通道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打開，任何同南京大屠殺相關聯的事件在南京市民中間隨時都可能引起強烈的反響。他舉例説，1995年3月，當南京市發出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二期工程捐贈一元錢的倡議後，市民們踴躍響應，在1個多月的時間裏，參與捐款的市民達到100萬人，捐款總額達到160余萬元。

　　超越“原始復仇”

　　6萬市民聲援“謝罪的日本人”

　　張連紅圍繞南京大屠殺對南京市民社會心理影響的問題先後做過一些問卷調查和口述訪問，結果表明，在南京市民的情感記憶中，“反日情結”並不佔據主導地位。

　　而在與九死一生的倖存者接觸中，張連紅髮現，在他們的情感記憶中，他們對待歷史的態度更多的也是寬容，絕大多數倖存者的共同心願是希望日本政府及民眾能真正承認和反省這一真實的歷史，防止悲劇重演。

　　張連紅舉了東史郎的例子。他認為，南京市民對東史郎訴訟案的反應，是觀察南京市民對南京大屠殺情感記憶的很好的個案。

　　東史郎曾參與了1937年12月開始的南京大屠殺暴行。1987年，他整理出版了著名的《東史郎日記》，向中國人民謝罪。一些日本人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東史郎日記也是不真實的。日記中提到的日本兵橋本更就此對東史郎提出訴訟，這就是著名的東史郎訴訟案。

　　1996年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東史郎敗訴，1998年二審駁回東史郎的上訴。在一審之後、東史郎上訴期間，為支持東史郎繼續上訴，南京市民在橫幅上聲援簽名者達到6萬餘人。為了證實橋本殘殺方式的可能，僅僅為了證明法院門口有一水塘，南京市民提供的地圖就有60余件。

　　張連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南京市民對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已經超越了“原始復仇”階段，從某種程度上已經被置換為了一種“落後就要挨打的自責和自強意識”。“發動侵略戰爭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這一觀念已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在紀念館和紀念碑的文字説明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奮發圖強，振興中華”等字句隨處可見。

　　銘記

　　國家公祭祭奠誰？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化學武器死難者、細菌戰死難者、勞工死難者、慰安婦死難者、三光作戰死難者、無差別轟炸死難者……今年7月6日上線的國家公祭網主頁，列出了七類遇難對象供海內外網民悼念。

　　“南京大屠殺事件是侵華日軍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不是全部。”作為國家公祭日設立專家組成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告訴記者，近代以來，日本帝國主義魔爪遍及中國各地，無數同胞遭遇殺戮。因而，專家組經慎重考慮後認為，既然是舉國公祭，應將更多的戰爭死難者作為對象。所以，今年2月27日通過的法案，明確公祭對象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被殺戮的同胞。

　　如何參與國家公祭？

　　朱成山等專家建議：為遇難同胞送上一篇悼文或幾句祭語，用以表達對逝者的哀思與悼念；打開電視、廣播或網絡，隨時注意南京主會場的公祭儀式，在警報聲響起的那一刻，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在警報聲中肅立、默哀；關注公祭儀式的細節設計，領悟“勿忘國恥，圓夢中華”的要義。此外，當天應盡最大可能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誰是第一個建議設立

　　國家公祭日的人？

　　原全國政協常委趙龍是最先在全國兩會上建議設立國家公祭日的人。2005年3月，這份由49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的提案，成為當年兩會的一個熱點話題。自此，關於設立國家公祭日的呼聲一直沒有斷過。而很少有人知道，趙龍的提案，最先則是出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的想法和委託。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