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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在北京日報發表《歷史性大反思和時代性大變動的深刻總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從哪來的》一文,文章表明,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第一次對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從內涵上作了分析,明確指出:我們所説的四個現代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四個主要方面,並不是説現代化事業只以這四個方面為限。我們的現代化還包括“高度的物質文明”、“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等任務和目標。這種認識,是過去從來沒有的,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我們的奮鬥目標是: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黨的十二大報告也是這樣提的。1982年制定的憲法則把“文明”放在“民主”前面,提出要建設一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都反映了我們在工作重點轉移之初的認識。
但是,此時在這個目標中並沒有“富強”這兩個字。由於過去長期批判所謂的“唯生産力論”,把抓生産等同於走資本主義道路,把致富等同於搞修正主義。所以在一個時期裏,人們都不敢言“富”。談“富”色變,形而上學猖獗。當然,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是不可能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去在農村,戰天鬥地,就是為了增産增收。縣裏每年秋收後一般都要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在總結先進典型時,大都找糧食增産、農民增收的公社、大隊和生産隊。這説明什麼呢?説明歷史唯心主義是騙人的,真正管用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所以,後來撥亂反正全面推開時,鄧小平説:“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力”。經過一輪輪逐漸深入的撥亂反正後,黨的十三大把“富強”兩個字和“民主”、“文明”一起寫進了黨的基本路線。當時的提法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在這樣的基本路線指引下,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勢如破竹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