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武堂】系列節目《甲午：大國博弈下的天朝夢殤》第五集《戰前之戰 》

中國新聞 央視網 2014年05月17日 11:1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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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總導視】　　　　　　　

　　甲午年爆發的中日戰爭，很多人忽略了其間大國博弈的重要細節。為什麼會出現多個“三國演義”式的三角博弈？大國博弈怎樣改變了東北亞力量的平衡？又如何導致了全球勢力的重新洗牌？英國為什麼放棄了中國這個傳統的戰略盟友，從此選擇了日本？甲午戰爭為什麼會成為十年後日俄戰爭的導火索，並最終推動了俄國革命？更為重要的是，大國博弈下的中日甲午戰爭，是如何徹底打斷了天朝帝國的變革之夢？　

　　敬請關注，《講武堂》欄目全新推出，紀念甲午戰爭120週年大型系列節目：《甲午：大國博弈下的天朝夢殤》。

　　【本期導視】

　　鬼使神差的外交，都指向終極戰略目標；

　　包羅萬象的情報，把大清家底一一掃描；

　　混淆是非的輿論，將甲午戰車推上軌道；

　　日本怎樣精心佈局？大清為何步步敗招？

　　新銳學者：戴旭、陳雁、盧勇，以全新的視角為您講述：

　　《甲午：大國博弈下的天朝夢殤》之五《戰前之戰》。

　　《講武堂》5月10日上午10：18，震撼播出！

　　盧勇（軍事專家）：日本人非常推崇孫子兵法，孫子兵法裏面有一句名言叫做“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從甲午戰爭來看，日本人把這一條運用得非常地好。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很多年，他們就已經開始了對華的戰略佈局。可以説在甲午戰爭的炮聲響起來之前，日本侵華的外交戰、輿論戰和情報戰就已經打響了。今天我們就請戴旭和陳雁兩位專家，和我們一起來探討甲午戰爭的戰前之戰。

　　我們知道，孫子兵法裏面還有一句更加有名的名言，叫做“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實際上在甲午戰爭中，日本人把這四種手段都運用了一遍。

　　戴旭（國防大學教授）：孫子的四句話，它既是戰爭的四個階段，也是戰爭的四個方面。我們回顧甲午戰爭，可以把這四句話理解得非常地清楚。首先是從“上兵伐謀”開始，我們要從日本這個國家的地理和日本這個民族的民族性講起。日本這個民族，我們大家都知道，居住在孤懸海外的一個孤島上，地理環境非常惡劣，這就導致它這樣一個民族有一種心理，就是羨慕別的國家。從羨慕別的國家，到一直萌生要把別人的財富據為己有。這個念頭已經動了很多年，再往前我們就不説了，在唐朝他們就動了這個念頭，結果被打了一頓。就相當於鄰居一樣，有一家壞鄰居，自己不好好勞動，不好好致富，總是想著謀財害命，奪人家的東西，但是又沒那個能力，結果去嘗試一下，被打了一頓。所以，日本熄滅這個念頭長達八九百年，一直到了明朝。明朝豐臣秀吉的時候，又開始嘗試了。豐臣秀吉當時跟他的天皇説：我們拿下中國，陛下您住北京，我住寧波，就是你們老家，住在這個地方。到了明朝時候，日本就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盧勇：就是它萌生侵華野心至少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戴旭：對，就是從明朝算起也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到了甲午戰爭前夕，它所有的念頭已經定型，形成了具體的文案，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形成了日本的國民意志。有一個叫佐藤信淵的人，寫了一本書，叫《宇內混同策》，這是1823年寫的，就是幕府還沒倒臺之前，他們在文書上已經實現了這個設想。這個時期由於日本國力比較弱，它沒有征服中國的力量，也沒有征服中國的舉動，但是有了征服中國的想法。接著到了1884年，日本出了一個所謂的思想家，叫福澤諭吉。

　　【小片1】福澤諭吉，生於1835年，卒于1901年，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他最著名的理論就是脫亞入歐，《脫亞論》。他同時還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當時寫在日本的一家報紙上的，叫《東洋的波蘭》。他有這麼幾句話，他説：自己去壓迫別人，可以説是人生最大的愉快。他是這樣一種想法，那麼他的最後目標是要“直陷北京城，蹂躪支那四百餘州”。由於他是思想家，作為日本的啟蒙者，他的這些話，他的這些想法，他的這些感受，隨即就變成了整個日本國家的、日本民族的意志。

　　具體來講，還有一個，就是如何把中國給切分開來，這是他的一個構想。1885年，他説：“現在的支那，就是中國、朝鮮，對我們日本沒有絲毫幫助，反而玷污我名”，反而侮辱了我們的名聲。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我們日本不能再等待鄰國的開明，“共興亞洲”，我們要脫開它，加入西洋的行列，要“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鄰國支那、朝鮮也無須客氣”。這已經到了1884年。到了1887年，日本的參謀總部就出籠了一個《征討清國策》。我們想一想，1887年，距離1894年，十幾年前日本已經形成了對中國開戰的全套綱領。七年之前，全套的綱領和預案，已經完全形成了。

　　盧勇：實際上形成整個戰略計劃了。

　　戴旭：對，戰略計劃。那麼，它這個戰略形成以後，接下來就是要在外交層面進行具體的實施，接著日本就展開了全方面的針對征服中國的外交行動。

　　陳雁（國防大學副教授）：外交和軍事提供了兩個戰場，一個展示你國家和民族的硬實力，一個展示軟實力。其實我感覺清朝在硬實力上，它看到的自己的短板還是比較清楚的。恰恰清朝對另一戰場，這種無聲的外交戰場沒有看明白，它這方面投入的精力，包括思考都特別少。中國人從來不缺乏謀略，但它恰恰就是對國際社會，包括當時的社會形態認識不清楚。我們老是覺得，外交外交，定義很簡單，就是如何和外人、外國交往。我們首先對外國人，包括外國的定義只有三種，第一種，對我的藩屬國，我老大，你老小。它對藩屬國其實沒有剝削的想法，它只是要一個面子；第二種，“以夷制夷”，外國人，我只是拿你當棋子用，它也談不上什麼“交”，它只是一個“謀”；第三種，就是打到門口來的外國人。所以，這點上我們是恰恰很忽略的一塊。

　　盧勇：這個忽略可能就直接表現在體制結構上，也直接表現在外交人員的素質上。

　　戴旭：由於它沒有這個想法，當然它也不會有這個行動。剛才陳老師講到外交，人家都已經這樣做了，你清朝這邊居然沒有相應的回應。原因在於，在“伐謀”階段的時候，日本一天到晚想著要征服清國，但清國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如何征服日本，甚至也沒有想過要如何防禦日本，因此它就沒有對應的外交行動。就像日本，外交上一天到晚跟別人拉幫結夥，準備打劫我。可是我因為沒有這個想法，一天到晚就在家裏睡覺、抽煙、聊天、喝酒、喝茶。

　　盧勇：當時也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出現了我們近代的外交人員，但是實際上當時清政府成立這個衙門，委派這些人員的初衷，根本不是像日本那樣是一種“伐交”手段，它是一種被動的應付。

　　陳雁：它對外交的定義有問題，就是職能定義有問題。實際上你看軍事、外交，包括行政，它應該是幾架馬車同時並駕齊驅，而清政府成立了這些衙門，但沒發揮作用，它不是並駕齊驅的幾架馬車，它的外交是“創可貼”式的。出事了，美國找事了，就派個欽差大臣去談。它的所謂外交，就是斷後的，出事了之後我給它補個臺，或者説吵架的時候我找個人去遞句話。所以，外交它認為就是一張嘴，去傳達清政府的意志，或者去討價還價。它沒有考慮到其實外交本身它還是眼睛，你的外交官到外面去看，耳朵去聽，它是全方位的，清政府這個定位太低了。

　　盧勇：它不但是眼睛，外交領域本身它就是一個戰場，一個沒有硝煙的無聲戰場，但是清政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戴旭：我倒覺得它還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到，就是我們經常説的，大清國沒有開眼看世界，各國的外交行動都是由各國的大國方略決定的。日本由於是這樣的一個外交，日本的外交就是戰鬥性的，它的外交官統統就是不帶槍的軍人。那麼，清朝為什麼只是把外交理解成對外交往呢？那是由大清國的國策決定的，就是李鴻章的兩句話“外須和戎，內需變法”。為了贏得一個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我要跟所有的人都搞好關係，都要和諧，都要和平，誰都不得罪。因此它就出現了你剛才説的這個情況，跟這個説説好話，跟那個説説好話。　

　　盧勇：我們外交人員的地位是比較低的，地位低就決定了他發揮的作用就低，因為有作為才有地位嘛。

　　陳雁：日本正好相反，日本早就看出來它自己國家小，自己在這 “一畝三分地”裏我搞不出什麼名堂，它早就認為和外國人打交道是國家首務。所以貴族子弟都到歐洲去留學，回來後基本都進外務省，它的外務省相當於外交部。當時對內政、外交來講，是非常並重的。這些留學的人都是貴族子弟，都是權貴，在國內能上情下達，能把國外的情況講清楚，甚至能影響到國家的決策。

　　戴旭：清朝為什麼它不重視，剛開始清朝它實際上是被迫開放，當時所謂的外交人員把他理解為外事接待人員恐怕可能更恰當一些。但後期清朝的外交官還是受到重用了，你像李鴻章，他實際上是軍、政、外交一把抓。為什麼甲午戰爭前的外交當中幾乎在所有的方面，清朝都是不行的，原因在於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內政它是什麼樣子，那麼它的外交必然就體現出來。因為你內政只想著茍且偷安，只想維護自己的那個小統治，並不想把這個國家發展壯大。你想在這邊茍且偷安，你不想像人家一樣強大，你不想像人家一樣都在世界上去擴大自己的地盤，至少要保證自己的領土範圍，自己的利益範圍不受侵犯，它沒有這個想法。

　　盧勇：這裡面還有一個原因，李鴻章他們也想到了要以夷制夷，日本人也想到了利用外國人，利用外交這個手段。但問題是，你要以夷制夷，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你自己的實力要夠，你實力不夠是不可能以夷制夷的。

　　戴旭：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為什麼清朝在甲午戰爭之前的外交可以用“一塌糊塗”來形容呢，原因就在於它的外交沒有目的，你想達到什麼目標，這個目標就是我們前邊講的“上兵伐謀”。你想怎麼樣，你想達到什麼目標，外交一定要為國家的目的、國家的戰略目標服務。

　　盧勇：它目標也有，就是剛才您講的，外面要太太平平的，先讓我把內部的事務解決掉。

　　戴旭：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看，它這個目標設定在當時各大國之間，大國當中，不能算一個非常清晰的目標，只是一個想法，想要通過給人家送好處，誰都不得罪，像慈禧説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也是它“內需變法，外須和戎”的這樣一個指導思想的體現。它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所以國家外交變成了一個求和外交，最後變成了一個完全恥辱的失敗外交。

　　我們可以看一看，甲午戰爭是中日雙方在打，是各國列強在看。總體上講，在甲午戰爭前，直到雙方的軍隊交戰這個期間，中國外交和日本外交的結果，只要是牽涉到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以中國賠款，中國屈辱，中國接受不平等條約而結束。而日本每次都不是，在每次的外交戰中，在對每個國家的外交當中，日本都獲得了勝利。

　　盧勇：這就是因為中國的外交沒有戰略目標，而且我們在策略上、手段的運用上也不如日本。你看當時日本的外交大臣叫陸奧宗光，陸奧宗光被稱為那時候日本的外交之父。

　　【小片2】陸奧宗光，生於1844年，卒于1897年，是日本明治時代的政治家、外交官。他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關鍵性的人物之一，在其外交大臣任內，發動了甲午侵華戰爭。因此，這一時期的日本外交，都冠以“陸奧”之名，被稱為“陸奧外交”。

　　盧勇：這個人很厲害，整個甲午戰爭的開戰，都是他在裏面運作，在煽風點火，使盡手段。但一直到現在很多人還認為他是崇尚和平的。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的外交手段是非常高明的。

　　戴旭：它把自己國家戰略圖謀隱藏得非常深，同時又在推進日本國家戰略目標的過程中一直又非常堅定。

　　陳雁：甲午戰爭之前日本還沒有想那麼遠。

　　戴旭：你千萬不要把日本理解為就像一個小孩一樣。我們剛才在“上兵伐謀”的時候已經講過了，它在甲午戰爭前在明朝時候已經打過了，它已經試探了一下，它不行，不行就縮回來了。回來以後幹什麼呢？就是明治維新。日本這個國家由於沒有被外來民族中斷過，加上日本人的思維比較單一，比較簡單，沒什麼文化，因此他這個想法從古到今就一直保留下來了。

　　盧勇：就是它的慾望和它的野心一直延續下來了。

　　陳雁：對，實際上日本在這個外交戰中，它其實充當的是一個代理人的角色，只不過是它對那些列強的心思、利益、底線揣摩得比較準。我現在沒有選擇，只能替你打工，替你幹活，可是同時我能夠利益最大化，換來我自己最想要的東西，為自己下一步打敗你作出準備和預留。這就談到東方哲學裏面有個“忍”，其實中國和日本當時都在忍，這個忍就不一樣，日本人的忍，像彈簧、像彈弓，我往後拉一步，是為了更快地、更遠地打出去，中國這個忍就吞下去了。

　　戴旭：還有忍為了什麼目的，準確地説實際上它還不是臥薪嘗膽，因為中國並沒有把它征服，它也不是為了報仇，但它確實含有這個意思。它的忍是為了以後有所作為，它的忍是為了壯大自己，把中國拿下。而清朝這個“忍”，是所謂的“和戎”。

　　盧勇：是無可奈何的“忍”。

　　戴旭：不是，我不同意它是無可奈何的“忍”，它的“忍”就是

　　陳雁：自欺欺人。

　　戴旭：對，你們先別打我，我先給你們送點錢，先都別過來，然後等我把自己成長壯大了你們就不敢打我了。

　　陳雁：清朝是地主心態。

　　盧勇：就是以這種屈辱的外交來夢想求得一個戰略機遇期。

　　戴旭：對，求得一個戰略機遇期，沒錯，這句話説得非常準。

　　盧勇：它不是以一種積極的心態去營造戰略機遇期。

　　戴旭：對，這個説得非常對。它不是靠自己積極的進取，靠自己去爭取、去奪取、去搶取這個戰略機遇期。它是乞求，請人家給它，那怎麼可能呢。19世紀，咱們上次説過了，它是一個虎狼世界。

　　盧勇：所以是與虎謀皮。

　　戴旭：與虎謀皮，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最後所有的老虎全都過來了。

　　【小片3】甲午戰爭之前，中日外交之戰，實際上是“鬼使”與“神差”之間的一場不對等決鬥。在大清國主流社會，外交官並非實職，而只是臨時差使，是被士林所不恥的“鬼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外交官成為“神差”：外交是一切政務之首。在這種對比下，清朝國弱君昏，外交人微言輕。當日俄有聯盟傾向時，清朝沒有拉住英國；最典型的是“琉球事件”時，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按照清朝的戰略思路，與各國的外交，最後的著重點還是日本。戰前中日進入伐交時，明擺著敗局已定。

　　盧勇：那麼實際上清朝它的失敗，不僅僅是外交層面，在情報戰層面它也是失敗得比較徹底。

　　戴旭：對，它在這層面上，幾乎是在所有層面都失敗了，在情報戰這一塊可以説清朝是一空白，它沒有有意識地派出過一個間諜，我説的是有意識，就是説按計劃派出的這些間諜，一個都沒有。

　　盧勇：外交使節人員除外。

　　戴旭：對，外交使節人員他並不擔負這方面的任務。

　　盧勇：沒有派出過一個專業的情報人員。而日本動手比較早，日本最早派出間諜是1872年，也就是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22年，就派出了第一批對華間諜。

　　戴旭：關鍵是它負責情報機構的最高頭目，親自到中國來，把它下一步將要對中國開戰的所有場地，海上以及陸地全部看了一遍，這個人叫川上操六。就是日本的參謀次長。也是它的情報機構的總負責人。他先到了朝鮮的釜山、仁川、漢城，然後從這個地方又經過煙臺到了天津，他在天津看到了清朝的武備學堂，看了清朝的炮兵操演，步兵操練。他還登上了北塘的一個炮臺，看山炮演習。等於把下一步將要面對的對手，將要作戰的地形親自看了一遍。他走完以後又密令日本當時大使館的武官井上敏夫，還有一個叫瀧川具，分頭偵察渤海灣和山東半島以及遼東半島、天津、塘沽等地。你看看，甲午戰爭的戰場正是他們偵察的、提前視察的這麼一個區域。就相當於提前的一個戰場勘察，他都已經看完了。我們先不要説清朝有沒有去看過日本，這些地方它看過嗎？李鴻章看過這些地方嗎？丁汝昌看過這些地方嗎？

　　盧勇：川上操六去看的時候是1893年，就是甲午開戰之前的前一年，他看完以後回去説，對於大清國動手，我更有信心了。實際上之前日本已經有一大批的間諜進來了。

　　陳雁：我覺得戴老師舉的這個例子它是國家行為，屬於高層的義務和責任，他去沒有什麼奇怪的，屬於戰略層面的，相當於國防部長過去轉轉看看。我倒覺得日本的諜報戰這個詞不準確，它應該是情報戰，因為諜報戰主要講的還是間諜，人力情報。我看了它的各種書籍，包括史料，我最大的一個感觸，因為我學外語出身的，我的感覺就是，它真的是把諜報轉化成了情報，這個情報就是戰略情報，包括戰術情報，它的戰略情報非常準確，戰術情報非常及時。

　　戴旭：還不光是他，還有一個荒尾精。剛才陳老師講這個非常好。日本對大清國的情報它分好多層面。一個講了就是向大清國派出了一系列的間諜，各個層次的，有它的軍人，也有它的商人，還有它的一些青年自發地過來收集這各種各樣的情報。其中有一批人是專門對當時的清朝社會方方面面的情況進行綜合分析的，為日本大本營提供戰略決策依據。其中有一個宗方小太郎，還有一個最著名的是荒尾精。荒尾精最後寫了一個《對清意見》，其中就講到，他説大清國全民都腐敗，按照這樣一個趨勢發展下去，它最多還有10到15年，必將支離破碎，西方列強必將瓜分中國，瓜分完中國以後必將瓜分日本。為了避免這個悲劇出現，我們應該立即向大清國開戰，我們要征服中國，要用中國的物力和人力趕走西方。除了這些情報以外，同時還對清朝內部的用人制度他也進行了考察，他説清政府連用兵都用文官做統帥，文弱之風已經形成。他説清朝的文官平時不是貪污受賄，就是在詩酒之間，較量誰的指甲長，誰的指甲短，他連這個都觀察到了，他説他們向來不留意軍務。我覺得這個事李鴻章、丁汝昌要是在地下能夠聽到的話，都要反思一下了。那麼這些武官怎麼樣呢？武人是通過騎馬射箭來錄取的，都是文盲，你讓他懂什麼軍事理論？沒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這個用上了。它文人武將都是這個樣子的，這些武將又被這樣的文官領著，這樣的軍隊怎麼能夠打仗呢？荒尾精説，這些武官，通過騎馬射箭考上來的武官，平時又幹什麼呢？不是賭博就是好色，就是喝酒。這一點和它的文官統帥又很像似，毫無志氣用於操練，因此這樣的軍隊毫不足懼。我們將來在講到甲午戰爭作戰的時候，可以看到，整個過程當中，但凡是個小軍官，不是在妓院就是在賭場，全都在幹這個，還有人把妓女領到軍艦上。

　　盧勇：荒尾精這個人是非常可怕的，當時日本很多人軍校畢業以後，都想到歐美去留學，荒尾精説，我要到中國去。軍部的高官問他，你為什麼到中國去？他説中國那麼弱，我要去取得它，佔有它。他到中國以後，整個日本的間諜網都是由荒尾精給布開的。因為，他碰到了一個人，叫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近代日本新聞的奠基者之一。他原來是新聞記者，後來做生意了，為什麼呢？他遇到了一個美國人叫赫本。我們知道美國有個著名的影星叫奧黛麗·赫本，這個岸田吟香碰到的赫本，就是美國女影星赫本的爺爺。老赫本給他了一個眼藥水的藥方，他靠這個藥方掙到了第一桶金，然後就把分店開到了中國，他的店叫樂善堂。後來岸田吟香掙了很多錢。他一到中國就發現當時中國的科舉考試中考生用的考試輔導書，這個輔導書是木板印刷的，又大又厚，攜帶不方便，隨即岸田吟香就出了個口袋本，這個小書，口袋本，在中國很暢銷，賺了一大筆錢。岸田吟香當時已非常富裕，可他卻想著為日本的擴張做一些事情。荒尾精和岸田吟香相遇後一拍即合，他用這筆錢支撐著荒尾精的整個諜報網。樂善堂在中國建立了上海支部、武漢支部、北京支部、四川支部，整個諜報網就這樣展開了。

　　戴旭：我託人從日本買到了荒尾精當年的手稿，他的毛筆字寫得很漂亮，詩也寫得非常好，他已經完全漢化了。當時一些日本間諜為了去做對日本有益的事情，留大辮子，一尺多長，很早就開始留，包括他們的語言習慣。荒尾精就像你剛才説的，對中國社會的觀察細緻入微。荒尾精觀察了到一個情況，他説大清國的官員設置很有問題、很有意思，就是互相提防，也就是説清朝政府根本不信任地方政府，讓他們互相牽制。他在《對清意見》中説，清在各省設置的督撫目的是什麼呢？防止他們背叛。它把財政權交給布政使，儲糧權給予儲糧道，武器這一塊給予兵備道，管武器裝備，給你分得亂七八糟。就是説你雖然領兵，但是你沒有糧，你沒有錢，你沒有裝備，你不直接統管，你不直接管理這些部門，防止你什麼都有，防止你背叛。它這樣的設置，形成了權力的互相制約。那麼它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清朝這樣設置就是為了防止各省叛亂。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揣度這個事，覺得可能就是在太平天國事件出完以後，它已經不相信各省，特別是漢人的官了，我不能再把軍隊給你了。它在這個設置中互相牽制，讓你領了兵你也打不成仗，沒有糧、沒有錢、沒有裝備。你管部隊的任務是什麼呢，以防止各地的叛亂為天職，當成警察用了。他説，在清朝的兵制當中，清朝的兵接到調令以後，可以拒絕支援，因為我有我自己本地的防務。這一條在甲午戰爭中體現得非常明顯，調其他的兵調不動。因此荒尾精得出一個結論，他説這樣的一種設置，中國根本不可能形成舉國一致對付日本的局面。

　　【小片4】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對中國情報刺探活動達到高潮。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派人秘密潛入中國，將大量在中國活動的日本浪人糾集起來，組織了龐大的間諜網。當時，在中國境內，他們或親自下手，或利用中國僱員，從事情報活動，以各種形式刺探中國的情報。後來，他根據成員在中國各地蒐集到的情報，編纂成書，為侵華戰爭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盧勇：後來他們還推出一本書叫做《清國通商綜覽》，這個書就壞了，把我們這邊的政治、金融、交通、風土人情、地理等等融在一起，2300頁。實際上當時清政府對自己的國家都沒有了解到這種程度。

　　戴旭：對，這還是“上兵伐謀”這一塊，人家有這樣的意圖，想謀財害命，想琢磨你了，他才會想得這麼細。我覺得它除了這些戰略諜報之外，還有一些技術手段也一直用在情報戰當中。

　　陳雁：日本人從來都是學了別人，然後幹得比別人好，它這個間諜也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網絡戰和密碼戰的先鋒。當時朝鮮的局勢不明朗，李鴻章他們正在對撤不撤兵焦頭爛額的時候，日本人很聰明，他發現當時的電報都不是直接拍的，必須編成密碼通過郵局拍發。日本人講，我們可以給你們提供這個服務。我們駐日公使汪鳳藻一看挺好，省好多時間，正好李鴻章、朝廷也急著要。第一次遞交絕交書，中文版的，他交給了電報員，通過密碼加密以後就到電報局拍了。按照外交慣例，日本要留存一個副本，這下日本樂了，釣上大魚了，對照原文立刻就把我們的密碼破了，破了以後，中方的底牌、來往信息它們都清楚了，甚至到了後面海戰的時候，軍事情報也被它們截獲了。這件事情直到一九三幾年的時候日本人自己承認了，我們才恍然大悟。

　　盧勇：日本人的手段還是比較多的，尤其這些人真是非常肯下功夫。當時還破獲了幾個案件，比如説和尚間諜。清朝人是長辮子，他們除非是提前幾年準備好，因為養個辮子不容易。所以他們只有兩個途徑，一個就是弄假辮子，還有一個就是當和尚。當和尚就簡單了，把辮子一剃掉就行了。在我們的四大佛教聖地普陀山裏面都有他們的間諜和尚。

　　戴旭：對，你説的這個和尚沒錯，咱們清朝當時在這邊還抓了一個化粧成和尚的間諜。日本它為了收集清國的情報，無所不用其極。其實它不光收集中國的戰略情報，也不僅光套取清朝的這些密碼，它連中國的這些知識産權，能夠造什麼東西，如造宣紙，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東西它都給你拿走了。它在國內還有一套對接系統，日本在中國收集到的這些情報，到日本國內還有情報加工、情報分析機構，最後變成日本大本營的決策，這個過程是由日本的一些學者完成的。　　

　　除了外交戰，情報戰，接下來為了要打，它輿論戰也開始了。

　　【小片5】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廣泛發起輿論戰。他們知道西方喜歡聽什麼，經過精心準備，在日本人的引導下，輿論走向了對他們有利的一面。相形之下，在國家戰略上。當時清政府則太過保守落後，不僅輸在了槍桿子上，也輸在了筆桿子上。那麼，日本人又是如何“導演”的呢？

　　陳雁：我覺得日本最擅長演戲，任何時候日本只要有大的軍事動作，或者有所圖謀，它一定會像穿著和服的一個漂亮少女，羞羞答答跑過去，給你遞個這個，或者給你端一杯水，它一定有小動作，只不過你當時可能沒有感覺到。我感覺一旦日本開始很熱情、很謙虛的時候，它就會幹這個。它特別善於搞國家包裝，形象包裝。

　　盧勇：形象包裝，你比如説最後到二戰時期，它侵略亞洲各國的時候，它説我是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手實際上在甲午戰爭期間它已經用得非常熟練了，它把甲午戰爭包裝成一個正義之戰、和平之戰，包裝成為一個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之戰。

　　戴旭：甲午戰爭當中更有甚之的它還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它這個口號提出來以後，當時在作戰中的很多漢人，清軍的漢人，還包括天津的很多學生，在甲午戰爭當中居然不站在清朝政府一面，你可見它輿論戰的作用。

　　陳雁：我感覺像我們現在講的“三戰”中間，它不光是輿論戰，我覺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一種心理戰，它主要是想把國家矛盾轉化成民族矛盾，以國內的東西來掩蓋它自己的意圖。

　　盧勇：但是它的手段也是用輿論戰的手段，通過輿論來影響心理，這個輿論戰的目的也是這個。日本人的輿論戰還真是有章有法，比如説當時它就花鉅款買通《泰晤士報》，日本那個時候就已經懂得用鉅款來買通外國的媒體替他們做宣傳了。

　　戴旭：你剛才講的那是一個代表，他們買通的可不是一家媒體，你比如説還有英國《東京日報》的英文版，還有美國的《紐約論壇報》等等。就是説西方的媒體它基本上能買通的都買通了。“有償新聞”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買通報社的同時，它還買通記者，它還買通敵國的一些寫手，讓他們的外交官也做這方面的宣傳，實際上它是一個立體的輿論戰。最近在中國的網絡上看到了很多現象，讓我一下就想到了當年甲午戰爭中，他們日本輿論戰的手法。比如説它收買對方國家的寫手，只要是在你的平臺上説出對我日本有利的話，我就按照你發表的篇數，你寫的內容的分量，我來給你兌現承諾。

　　盧勇：我們現在當然是旁觀者清了，回望歷史把一切看得很清楚，但實際上如果當時身在局中的話，我們真的有可能被輿論所左右。你看當時中日開戰以後，德國人就認為日本很了不起，那麼小的一個國家敢於挑戰那麼大的國家，他們稱日本人是東方的“普魯士”。

　　戴旭：而美國會認為什麼呢，美國認為日本和清國的戰爭，那就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也就是説由於它的這一場卓有成效的輿論戰，導致在中日爆發戰爭的時候，本來清朝是個受害國，結果是變成日本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同情就是支持，就是聲援，最後到戰爭開始階段，就形成了在整個國際支持這一塊清朝什麼也沒有得到。

　　陳雁：我覺得它除了美化自己，另一方面就是它一定要醜化別人，就是醜化清朝。它採取了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是它的這些外交官，日本從來都沒有忘記在外國的日本人這一股力量，包括它的外交官、留學生，還有它的僑民。它讓他們，損壞中國的形象，説你中國威脅很大，消耗能源很大，很壞，很野蠻，控制朝鮮，不讓朝鮮民主，不讓朝鮮改革。第二，讓它的日本僑民在國外展現非常好的形象，愛國、捐款、關心時政，整體的素質比較高。可是我們中國人當時在國外主要都是打工，洗衣服，幹最低級的活，掙錢，不關心國際政治，更不關心清朝的命運。其實西方民眾看得很詳細，對中國的印象和日本的印象，不光是取決於媒體，它更多地取決於你身邊的中國人和身邊的日本人。輿論戰是國內國外聯動的。日本人叫小日本，這點還真對。它對細節是抓得很細，所以它實現大目標，就像螞蟻一樣，一點點堆積起來的一個大成果。

　　盧勇：所以正因為外交戰、情報戰、輿論戰，無聲無息，無處不在，我們最容易麻痹大意，也最容易在這些無聲的、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吃大虧。那麼清政府顯然在甲午戰爭的戰前之戰中輸了外交戰，輸了情報戰，也輸了輿論戰。那麼這一場戰爭等到開戰的時候就陷入了非常被動的局面。

　　戴旭：實際上已經沒有懸念了，因為到戰爭前三個階段你已經都敗了，你最後這階段怎麼能贏？

　　盧勇：真是未戰先敗。

　　戴旭：在這個時候實際上我們指的“未戰”就是軍事戰，軍事戰“未戰”，軍事戰還沒有打的時候前面都敗了，那麼軍事戰只是用來證明你前面三戰的結果。

　　陳雁：其實那個時候清朝是擔心自己敗，但是到這個節點的時候，我估計旁觀者，包括日本，我們的對手，它們都知道我們會敗，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戴旭：對，它們都知道你要敗了，那麼這個時候惟一一個不知道自己要敗的就是它自己，這就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