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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前夕,記者到東北農村採訪,一位玉米種植戶正盤算怎麼調結構,是繼續種玉米還是改種點別的?談到這些年從種大豆、雜糧,到改種玉米的經歷,他用玩笑的口吻説了句:結構調整要是能一調到位就好了。
結構調整能一調到位嗎?這是個有趣而現實的問題。
説它有趣,是因為説這話的農民自己也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並沒有把一調到位當真。在他的經歷中,多年來一直在調整種植結構。早年,當地的糧食作物主要是小麥,後來寒地水稻推廣了,又改種水稻。他畢業回家,主要種大豆、雜糧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是他熟悉的場景。但差不多10年左右的時間,他和周邊農戶幾乎都種玉米了,因為玉米有政策性托底收購,比種大豆效益有保障。“不過今年臨儲收購變了,看來得調調玉米。”
除了這位東北農民,其實各地的農戶幾乎都經歷過結構調整。跨度大的改棉花為水稻、改小麥為蔬菜、改油菜為大棚,跨度小的增加點大豆、減少點玉米,或者更換更換品種,改種一季為雙季,有的三五年一調,有的甚至一年一調。對農戶來説,種植結構調整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既是順其自然,也有迫不得已,但調整總是不可避免的。
結構調整又是個現實問題。以這位東北農戶為例,今年國家要調整玉米收儲制度,改為市場化收購和補貼玉米生産者的新機制。過去他只要種玉米就不擔心收購價格,好歹都有政策價“托底”。但從今年以後玉米收購價格隨行就市,價格高還是低這位農民心裏沒底。但他改種大豆或其他雜糧也有困難,大豆産量低不説,價格這幾年就沒上來過,其他雜糧從這些年的狀況看,更加沒底。
這位東北農戶的擔心,可以看做是所有農戶結構調整時面對的現實難題。從南到北,從種植戶到養殖戶,種什麼、養什麼,是一道永遠的選擇題。選對了,面對的是同樣的笑臉、同樣的歡樂;選錯了,則將面對不同的結果。
這就是説,結構調整對農民既是熟悉的,也是自然的,因為多年來大家就是這麼過來的,結構調整永遠在路上。令人糾結猶豫的問題是,怎樣進行結構調整?過去這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太多了。因此,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社會,如何引導農民調整種植養殖結構,就成為對農業農民發展至關重要的事情。
引導農民調整結構的主要手段,無外乎是發揮市場導向與政策導向“兩隻手”的作用。從前些年我們引導農産品種植的實際情況看,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是政策導向中,市場出現了什麼問題再去研究什麼問題,哪個品種出現了問題就研究哪個品種。比如“蒜你狠”“姜你軍”“豆你玩”等,哪個環節矛盾多了,就臨時性出臺措施快速解決問題。但在這一思維下形成的政策體系缺乏整體性和前瞻性,難免按下葫蘆浮起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總是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圈子中循環反復。
另一個現象是在農産品調控體系中畸輕畸重的問題,一方面對果蔬奶等農産品缺乏調控的政策手段,僅靠市場這只手,常常出現某些産品價格上漲過快過高,面臨快漲高漲時又匆忙進行調控,使農産品總是在“漲了跌了”中交織;另一方面對一些主要農産品,政策調控的滯後性又比較明顯。比如這幾年我國玉米等農産品收購價格與市場價格偏離,庫存過高,原因之一在於調控措施相對滯後,淡化了市場這只手的調節作用。
因此,解決好農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從政策上要明確目標,就是確保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産品有效供給,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保護農民利益。在經濟新常態下實現這一目標,最根本的就是調動好、保護好和發揮好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依靠市場自我調節和政府調控“兩隻手”,在手段上由事後調控向頂層設計、事前預案邁進,儘量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可喜的是,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消息,今年將調整實施了9年的玉米收儲制度,在政策支持與市場導向共同發揮作用上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只要讓“兩隻手”發揮好作用,農民就會不斷增強對結構調整的信心與自覺。回過頭來看那位東北農戶的期望,其實他知道結構調整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可能一調到位、一勞永逸。他真正關心的是,種什麼才能收益最大、風險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