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成長調查

三農 中國教育報 2016年03月25日 09:5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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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富士康工廠裏的打工女孩。（資料圖片）

　　引子：從“後臺”走向“前臺”

　　2016年春節，27歲的劉樂成了家鄉這個魯東南小山村街頭巷議的焦點，因為他開了一台嶄新的大眾小轎車回家過年。

　　“他哪來的錢買車？！”10萬塊錢購車款，可不是個小數目。在鄉民的眼裏，一沒文憑、二沒技術，靠進城打工致富，絕對是低概率事件。對於外出務工的青年們在城市生活的種種，他們的父母和鄉親們一樣，只能通過每年為數不多的見面，從他們的穿著、言語甚至行動中揣度一二。

　　然而對這些“進城”的人來説，城市才是他們的棲息地，而鄉村只是一個每年春節回去的驛站。因為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人出生在城市，隨進城務工的父母在城市長大，父母回鄉後又以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繼續在城市生活。他們對城市生活的執著，遠勝父輩。當90後農民工逐漸扛起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壁江山，這個在鄉土與城市間不斷穿梭流動的群體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在城市中生存、生長下去，是他們最大的念想。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從“後臺”走向“前臺”。

　　3月24日，教育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啟動農民工學歷與能力提升行動計劃——“求學圓夢行動”。旨在通過建立學歷與非學歷教育並重，産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農民工繼續教育新模式，幫助農民工實現體面勞動和幸福生活。

　　這再次讓輿論的目光，投向了以90後為代表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人生

　　他們的心態也更複雜，對城市的疏離感引發的過客心理濃重。

　　全國總工會曾在2010年對全國25個城市1000家建立工會的企業進行抽樣調查。調查結果顯示，67.2%的新生代農民工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經歷，高出傳統農民工18.2個百分點，獲得中專（中技、職高）、大專（高職）、大學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比例分別是傳統農民工的1.6倍、2倍、2.3倍。

　　與傳統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受教育年限更長。但62.5%的新生代農民工仍停留在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階段，接受過專業技術教育比例僅為37.5%，並且這種局面在外出務工以後並無改觀，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達61.1%。

　　雖然這次抽樣調查距今已有5年多，但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狀況並未産生根本性變化。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74億人。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的不足24%，受過技能培訓的僅有34.8%。

　　“隨著國家産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城市産業逐漸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轉變，新型産業需要大量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産業工人。新生代農民工如果不接受良好的繼續教育和職業培訓來提高自身素質，將很難適應發展需求，也無法實現自我價值。”在孫誠的研究視野中，相當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非常渴望接受正規的、完整的、系統的、長期的教育培訓，自身經濟能力、時間成本與教育支付能力則成為他們前進一步的現實困境。

　　雖然如今在鄉親們眼中十分“光鮮”，但在劉樂心中，其實與千千萬萬的新生代農民工一樣，有著難以為外人道的顛簸與苦楚。

　　高二時母親因病去世，當時才18歲的劉樂便輟學進城打工。9年間，輾轉臨沂、日照、青島、嘉興、上海、濟南等3省6市，做過水産加工、空調裝配、倉庫管理、服務員等6份工作。“當時，沒技術，沒文憑，也不知道能幹什麼。最長的幹了兩年，最短的幹了兩三天。”劉樂説。

　　2014年5月，靠著父親資助的5000元學費，劉樂辭去剛幹了一年的餐廳服務員工作，回老家學了3個月汽車駕駛，拿到了貨車B證。回到濟南後，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了一份駕駛員的工作。

　　雖然幹了不到一年物流公司便倒閉了，但劉樂的城市生存之路卻沒有受阻。憑著開貨車的技能，劉樂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往社區超市銷售麵包。他負責開車、送貨，同事負責談價格、接訂單。

　　“收入還不錯，年底湊錢買了這輛車。”儘管生活已經開始步入正軌，但出來打工這9年，劉樂依然覺得錯過了很多，“如果剛輟學就去學技術，肯定比現在過得好，也不用走這些彎路了”。

　　2010年發佈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全國總工會的相關數據顯示，短短幾年時間，生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超過1億人，佔農民工總數的60.9%，佔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半，已成為産業工人主力。

　　在毫無技術含量可言的流水線上打短工，也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主流生存狀態。相較于“生活”，他們更願意用“生存”來定義他們在城市中的存在。因為，他們嚮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所接納；他們的根在農村，卻對農村日益疏遠。他們在迷茫與焦慮中，在走一步看一步的節奏中，日漸消磨著青春。

　　“與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更高，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對城市的依賴感和歸屬感要遠大於農村。”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孫誠分析説，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兩基”攻堅的背景下，基本完成了義務教育，對城市的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更為熟悉，使得他們身上呈現出與上一代農民工完全不同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內心更渴望公平，更期待融入城市；另一方面，

　　橫亙在渴望與現實之間的那堵墻

　　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曾公開表示，預計到2020年，我國農民工將達到3億人。當前需要加快步伐的是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為技工，有條件的成為技師，甚至高級技師。“當下，我國正處於經濟增長的換擋期，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農民工如何從過去數量上的增加變為素質上的提升。”

　　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已達1.6億人，相當於歐洲勞動力的總和。其中，製造業70%以上從業者是農民工，建築業80%以上從業者是農民工，一般服務業50%以上從業者是農民工。專家預測，如果2020年之前我國70%的農民工能通過培訓轉變為普通技工，那麼我國將實現從人力資源優勢向人力資本優勢的轉變。

　　教育部公佈的2015年中職就業數據顯示，從就業地域上看，超過70%的中職畢業生入學時為農村戶籍，但畢業後超過90%的學生在城鎮就業。這組數據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職業教育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積極作用。

　　然而，現實中，系統、完整的職業教育對很多新生代農民工來説，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劉樂輟學的2007年，職業教育剛剛在家鄉興起，但在“家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觀望中，劉樂早已匆匆地踏上了外出務工的列車。2013年剛到濟南時，他曾接到過一所知名技校的傳單，也動過心思，想學淘寶營銷，還去學校實地考察過兩次，但每年1萬元學費，最終讓劉樂止步。

　　“學技術對就業肯定有好處，但剛輟學那會兒，根本不知道打工是怎麼回事，學技術到底有什麼用。真正就業了才發現這個要學、那個要學，但已經晚了。”劉樂説。

　　“職業技術培訓是農民工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作待遇的重要保證，但目前我國農民工培訓投入明顯偏低。職業培訓的短缺直接限制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發展。”孫誠坦言，雖然根據《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農民工培訓費由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但現實情況是，由於農民工收入低，本身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支付培訓費，而用人單位也缺乏主動培訓的意願，使得農民工培訓資金主要由政府支付，也導致政府投資不足且針對性不強，無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個人和崗位需求。“即使參加相關培訓，還會面臨課程設計不合理、教學針對性不強、與工作實踐相脫節等問題，難以找到職業培訓與職業操作的最佳結合點。”孫誠説。

　　職業教育就業期待的高開低走，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有志接受職業教育的群體蒙上了一層陰霾。滕召祥是黑龍江一所高職院校應用電子專業二年級學生，他用“非常憂慮”來形容自己面對就業的心態。聽説上一屆一位成績優異的學長，實習分配到深圳一家公司後幹得並不如意，便更加泄氣。

　　北京一所電子類高職院校公佈的2015年度就業質量報告顯示，雖然就業率達98.6%，但從就業滿意度和預期工作時長上來看，9.5%的畢業生表示不滿意、41.2%的畢業生表示一般，而滿意的比例只佔49.3%。在預期工作時長上，有接近20%的畢業生表示會在現單位工作1年以內，39.6%的表示1至3年，計劃工作3年以上的比例僅為40.5%。

　　有研究者提出，西方的工人分類通常是與技能等級相一致的，普通勞工被稱為“無技能”工人，機械操作工被稱為“半技能工人”，技工被稱為“有技能”工人，其所對應的教育需求，分別是不需要職業教育、短期職業培訓和正規的學歷性職業教育。我國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後絕大多數人從事第二産業、第三産業的半技能和有技能職業崗位工作，他們所對應的工人類型為半技能工人和有技能工人，因此所對應的職業教育主要是短期職業技能培訓和學歷性職業教育。

　　“新生代農民工需要什麼樣的教育？”孫誠認為，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的市民化對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應該是一個催生劑，應本著以人為本的視角來關注這一特殊群體的受教育需求。

　　誰來打開這扇門？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蔡繼明提供了一個數字——在2.7億名農民工群體中，近七成為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他們雖然參與了工業化和城市建設，但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並在城市找到歸宿，與城市戶籍人口形成新的城市二元人口結構。

　　此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對媒體表示，目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5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38%，之間的差異就是農民工人口。“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也就是説，每年約有1600萬人口要變成市民。”蔡昉認為，這些農民工成為市民，就業時間可延長約20年，勞動力供給問題可以緩解；從農業轉向非農産業還可以改善資源配置，是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産力的一個重要源泉，消費貢獻和內需貢獻也將大幅度提高。

　　而現實中，在二元社會結構下，如何為新生代農民工實施補償性職業教育，成為破解難題的核心要素。

　　27歲，在上海一家外資空調企業工作了7年的小朱，用一個字形容自己這幾年的工作狀態，就是“熬”。

　　與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不同，小朱屬於接受過職業教育的“那一小撮人”。2008年從江蘇老家的淮安電大畢業後，當時電子電工專業兩個班20多名男生基本都被招進這家外資空調企業。“雖然有畢業證、電工證、計算機證，卻被公司安排做螺絲固定工，跟專業一點關係也沒有。”從最初的960元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到如今月收入3000多元，當上了一條生産線班長、管理29名員工的小朱似乎並未找到工作的快感，辭職的念頭一直縈繞。“當時學得太淺了，也就到認識些電子元件的程度，根本無法靠這個謀生。”小朱説，當時一起來的20多個人，如今只剩下兩三個了。

　　“農民工的職業週期很短，對他們的職業教育應該是多階段多層次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臨暉認為，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職業教育和相應的職業進程培訓、提升非常必要，但現階段職業教育和目前中國的用工需求不相匹配，不能給他們提供紮實的實用技能。“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興趣、職業選擇可能隨著産業結構的變化而進行調整，在他們職業變遷的不同階段，我們需要提供合適的、適應長遠發展的技能培訓。”

　　據國家開放大學校長楊志堅介紹，2014年，國家開放大學在全國600個學習中心啟動實施“新型産業工人培養和發展助力計劃”，開設現代製造業和生産性服務業相關專業45個，面向生産服務一線職工開展學歷與非學歷繼續教育，並利用學分銀行探索為新生代農民工搭建終身學習“立交橋”的路徑。

　　“求學圓夢行動”項目負責人、國家開放大學理工教學部部長郭鴻説，該計劃生源構成中，新生代農民工佔60%，其中20至25歲佔40%左右。“活動的初衷就是為農民工提供不離崗、不離場的學習機會，降低他們獲取學歷的難度。”

　　“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的比例很小，技能短缺已成為制約其收入增加和職業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農民工的技能提升關係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産業結構的調整，關係到社會和諧穩定。”北京市商業學校黨委書記史曉鶴坦言，最讓人擔憂的是，企業和農民工對技能培訓都沒有足夠的重視。因人員流動率高，企業認為對現有員工進行技能培訓是賠本買賣，但一旦農民工技能水平停滯不前，他們將被以後的産業升級浪潮甩在身後。

　　郭鴻也在調研中發現，不少企業主特別是中小企業主對農民工技能培訓很恐慌：“不培訓都跑，培訓了，有了技能，跑的不就更多了嗎？！”

　　史曉鶴認為，應整合多方資源，正視農民工繼續教育中的實際問題，在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中，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農民工在勞資雙方關係中的競爭力。“職業教育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定位應鎖定在開放、靈活，側重技術、技能培訓的終身學習體系，同時走向農村，建立新型農業工人職業教育體系，就地解決農民進城就業困難問題。”

　　尾聲：要生存，更要生活

　　“前些天我爸還打電話讓我回家，我堅決不同意，寧願受苦受累，也不願意回老家，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外漂泊9年，同樣27歲的年華，“回家”兩個字卻從未出現在韓春的計劃裏。

　　“要生存，更要生活。”韓春想要的生活，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下班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不要大風大浪，只要穩定開心”。為了攢錢買婚房，如今韓春已很少出去吃飯，出門只坐公交車，話費也儘量少花，連過去最喜歡的遊戲也戒掉了。

　　高企的房價、不穩定的收入、貧乏的社會關係，面對紮根城市的種種困境，新生代農民工該走還是該留？

　　“新生代農民工該留還是該走，我們很難為他們作判斷和選擇。”盧臨暉認為，回鄉對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來説是無奈的選擇，大多因為看不到現實中可以留在城市的希望。

　　他覺得，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是農民工的願望，也是城鎮化趨勢所向，“市民化的基礎是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但按目前情況看來，多數農民工的收入狀況難以支撐城市生活。一旦他們買房，更要透支未來幾十年，不穩定的生活狀況，也會給整個社會未來的發展帶來很多隱憂”。

　　在“求學圓夢行動”的實施方案中，“總體目標”被如此表述：“到2020年，在有學歷提升需求且符合入學條件的農民工中，資助150萬名農民工接受學歷繼續教育，使每一位農民工都能得到相應的技術技能培訓，能夠通過學習免費開放課程提升自身素質與從業能力。”

　　“新生代農民工只有接受繼續教育、提高素質，才能實現思想觀念、社會文化的轉移，實現自身從農民到市民的轉變。”孫誠建議，政府要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繼續教育投入，發揮政策制度優勢，健全繼續教育投入管理機制。同時，制定激勵政策和完善保障措施，激發各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性，形成農民工職業素養提升的教育系統。（注：文中新生代農民工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