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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海建
不少2014年上半年剛剛高價買入奶牛的河北省奶農們正忍受煎熬。去年下半年以來,鮮奶價格進入下行通道,收購價下跌至3.3元/公斤,而與此同時,飼料售價居高不下,養殖成本上升。更要命的是奶企鮮奶用量減少,奶農的鮮奶交不上去,把交不上去的鮮奶喂豬或倒掉,甚至把剛剛懷孕的奶牛賣掉,成了奶農們不得已的選擇。(1月6日《新京報》)
河北奶農的悲情,並非是散戶遭遇的必然風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後,奶農已經新建了奶牛養殖小區,“小區建立初就和旺旺集團石家莊分公司簽署收購鮮奶協議,奶農把鮮奶都是直接交給旺旺”。換句話説,是企業生産量下降,才導致了訂單下的奶農遭遇“多收三五斗”的煩惱。
企業當然也有企業的難處:譬如收購標準提高,乳製品生産企業自身牧場增加,進口奶粉大量進入國內市場等。奶農在宏觀市場面前總是信息不對稱的,只能依據即期價格配置生産資源,作為訂單式收奶的企業,有沒有責任引導奶牛養殖小區的發展?
指望乳企靠“道德血液”過日子顯然太過天真。倒奶、殺牛,這事兒對奶農來説,已經不算新鮮了。2012年4月,媒體曝光黑龍江雙鴨山完達山公司一直以低價收購鮮奶,導致很多奶戶入不敷出,被迫殺牛或者賣牛。有養牛戶表示,當地一斤奶價錢賣不過一瓶礦泉水。
俗話説谷賤傷農。在關聯性越來越強的産業鏈條上,“谷賤”的結果,肯定不會是一方受損。這裡還是有幾個問題需要追問:第一,在農業産業化風生水起的今天,小區奶業仍“靠天吃飯”,奶農什麼時候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經濟人?第二,乳企與奶農的博弈中,一旦市場生變,躺槍的首先是奶農,在保障奶農利益層面,職能部門有哪些作為?第三,任由倒奶、殺牛現象重演,市場保障與保險機制為何發揮不了補位作用?如果還要問得再直白一點,哪怕“市長”出面在微博微信上吆喝幫著賣賣,也好過看著奶農束手無策拿奶喂豬或殺牛。
“鮮奶喂豬”是則老派寓言,重演著“多收了三五斗”式煩惱。也許,中國現代農業的願景,不在政績的規模化裏,而恰恰顯現在應對市場風險的技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