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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郭少雅
兩會上,“食品安全”再次成為熱點話題。從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強調“綜合治理農藥獸藥殘留問題,全面提高農産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到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答記者問時的表態“農産品質量安全是天大的事,有百分之一的問題,我們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解決”,著實可見政府對切實改善“舌尖安全”的決心。
擔憂:如果土壤被污染了,就不可能長出安全食品
“如果發展得好,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貴州省遵義市市長王秉清代表在接受記者提問時説,“去年兩會時,習近平總書記叮囑貴州代表團,要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我們在努力實踐這一要求,品質優良的黔南毛尖、遵義辣椒,都是向生態環境要發展,靠安全品質生財富的例子。”
部分土壤重金屬含量超標,地下水資源短缺,大氣污染嚴重,越來越多的代表對農産品的生産母體——“環境”表示擔憂和關切。
“土壤、水和陽光是農業作物生長的三要素,産地環境破壞了,農産品的質量安全就成了無源之水。”四川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姚義賢代表説。
河南農業大學副校長張全國委員認為:“能否從土壤等源頭上進行質量安全治理,其根本是現代農業的可持續性問題。”
土壤學專家周建民委員説,土壤一定要安全,如果土壤被污染了,即使不打農藥不施化肥也不可能長出人們想要的安全食品。
責任:生産者和加工企業是質量安全的責任主體
“為什麼從海南發出的一些豇豆出了問題,就會演化成‘海南毒豇豆’事件,而不是‘某基地’豇豆不合格?”
“為什麼在大米最優良的生産産地遼寧盤錦,因為一些不良企業以次充好,以南方稻米充當盤錦大米,就會有‘盤錦大米都是假的’的傳言?”
這兩個發問,前者來自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研究員高麗樸代表,後者來自河北省匯福糧油董事長石克榮代表。兩位代表素不相識,卻都將問題指向一處:“如果生産主體的責任不能落實,那麼對一個産業、一個品牌都會産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
加大對農産品質量安全和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是解決生産主體不負責任的治標之法。
甘肅省人大農村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尚勳武委員説:“政府要加大處罰力度,一旦發現違法行為,絕不手軟,讓其明白生産不安全食品後果的嚴重程度。”
華澤集團董事長吳向東代表説:“食品安全法對刑罰量刑過輕,是食品藥品造假行為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對此,他建議降低起刑點,加大對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的懲處力度,建立終身市場禁入制度。
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保證“産”出來的安全的治本之策。海南農墾總局黨委書記周公卒代表説:“我們要求各個農場引導職工在發展自營經濟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形成職工專業合作社小龍頭,農産品的質量就從生産上可控。”
石克榮説:“從龍頭企業生産高附加值的加工産品開始,對生産環節進行倒逼,這是一種有內在活力的市場監管方式。”
監管:對違法投入品和非法添加劑“零容忍”
記者從3月9日的人大記者招待會上得知,經過修訂的《食品安全法》預計今年上半年出臺。新版本中,監管部門擬通過更嚴格的處罰措施,改善公眾滿意度不高的食品安全狀況。
河北今麥郎食品公司董事長范現國代表説,“食”字拆開,是一個“人”,一個“良”,做食品企業要有“良心”。都説上半年將要出臺的《食品安全法》是“史上最嚴”,我們歡迎更加嚴格的監管,越是嚴格的監管,越是能為我們這些守著良心生産的企業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
“追責施以重典”,成為這次代表委員們談及食品安全問題時一致的態度。
農業部原副部長牛盾代表説,我國農産品合格率總體保持在較高水平,但總是有企業不按規則辦,存在僥倖心理。以前我們經費不夠、執法力量不夠,現在要加大法律實施力度,要追責並施以重典。
思念食品董事長李偉代表開始關注新業態下的食品安全。“網購食品的安全隱患已經到了不得不重視的地步。從事網絡食品交易、銷售,甚至宣傳的各個環節提供者,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李偉建言。
共治:信心重塑,樹立科學理性的安全觀
“有殘留是不是就是不安全?”“老傳統是不是就比新産品要更‘原生態’?”兩會上,關於食品安全這一話題,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多,代表委員們所表現出的對食品安全的信心也越來越強。
范現國説:“食品安全,要有知識作保障。適量的添加物不是不安全,還能提高食品的風味和保存質量。一切標準範圍內的農業投入品和添加物的使用,都是‘講科學’的。這就需要媒體幫助消費者建立正確的‘食品安全觀’,不要過度敏感。”
江蘇省鎮江市農科所原所長趙亞夫代表説,現在食品安全從國家到地方都在嚴格檢查,所以還是要對我們的食品有信心。
公眾在食品安全上的焦慮很大程度上同獲取食品安全信息渠道不暢有關。“要通過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臺,形成權威信息渠道,使民眾獲得及時、準確的食品安全信息,避免食源性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姚義賢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