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擠出效應”凸顯

　　無論是農民還是其他身份的從業人員，選擇某個城市工作生活，都是在整體權衡下做出的選擇。在考慮到自己擇業能力的前提下，從業者自然而然會選擇回報更為豐厚、生活更加優越的城市，在相對更加優質的公共資源背景下，同樣的工作付出，得到的回報卻不一樣。這正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人口膨脹的主要原因。數據顯示，在北京等一線城市，跟隨農民工入城的流動兒童人數已遠遠超過本地戶籍兒童。

　　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9月份，北京常住人口數量已經突破2000萬。上海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公報顯示，上海2013年人口達到2380.43萬。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廣州市人口達1300多萬，深圳市2013年常住人口也達到1300多萬。人口高度密集、生活資源緊張、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大城市病，也因此而發。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一線甚至二線城市的生活質量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盡如人意。

新“候鳥式生存”

　　大城市謀生、小城市買房，這是繼早期農民工式的“人戶分離”之後發生的新一輪“人房分離”現象。調查顯示，大部分三線城市房屋空置率居高，正是由於購房者往往被迫繼續外出就業。以安徽定遠為例，該縣由於處在高鐵沿線，使得城鎮面貌和消費形態發生劇烈變化，不但大中城市常見的消費內容變得常見，在相比以往出行更加高效便捷的情況下，高達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打工，而當地由於收入偏低，企業招工困難。類似的事情同樣發生在武漢這樣的大城市周圍，雖然離武漢只有一個多小時車程，但周邊的黃岡、鄂州等城市，大量已購房屋空置，中青年房主均在外地打工，這樣的情況在西安、蘭州周邊小城市也並不少見。

　　有分析認為，目前逃離北上廣的，相當一部分可能恰好是精英人才，對中小城市的發展有一定的人才支持作用。然而如何有效接納這些人才，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上有所作為，如果連高技術人才都無法吸引，中小城市的産業支撐就無法實現，在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的背景下，産業轉移也無法有效完成。

造城運動VS新農村

　　近年來，城鎮化在許多地方被理解為房地産開發。大規模的“造城運動”，在二三線城市甚至大部分城鎮表現得相當突出。政府買地，地産商蓋房賺錢，都在各取所需。然而在土地財政和持久不衰的房地産開發熱潮下，兩個顯著的問題困擾著中小城市的城鎮化：一方面是小城市對人口的吸附能力較差；另一方面是低就業和低支付能力，造成大量的房産房屋空置，將真正對小城市有興趣的人群被擋在外圍——農民根本無力購買高價小區。

　　在許多地方，“造城運動”已經延伸到小城鎮，與早年啟動的“新農村”建設發生重疊。這種齊頭並進的現象，甚至讓一些地方施政者也對政策難以準確把握。2009年，筆者在山西東南部和內蒙古東部調查採訪，便有地方領導幹部坦言，由於新農村和城鎮化齊頭推進，他們也很難把握政策的整體思路：究竟是將精力投入到農村，使新農村“城鎮化”，還是索性農民都進城？政策誤讀和思路的反復，造成很多資源浪費。媒體曝出的河南濟源大規模拆遷，就印證了這一事實：為了“濟東新區開發”而迅速完成的拆遷建築中，就有大量兩三年前搞新農村建設時期修的新房子，以及一些新建的養殖場等其他資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