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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末，將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加總，得到2012年末政府債務總額27 .7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主體部分來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餘額接近14萬億。除了政府性債務之外，非金融企業部門、住戶部門、金融部門也是形成債務的主要組成部門。[詳細]
我國地方債規模，最權威的數據來源於審計署的兩次審計。第一次是2011年3月至5月，審計署全面審計了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債務。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10.7萬億元。從政府層級看，全國省級、市級和縣級政府性債務餘額分別為3.21萬億元、4.66萬億元和2.84萬億元。
第二次是2012年11月至今年2月，審計署對15個省、3個直轄市本級及其所屬的15個省會城市本級、3個市轄區，共計36個地方政府本級2011年以來政府性債務情況進行了審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餘額3.85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12.94%。
“導致地方政府負債快速增長有許多原因，諸如加快城鄉基礎設施建設、興建大型公益項目等。但透過現象看本質，地方政府負債快速增長不可忽視對體制性原因的分析。”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分析説。
長期以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劃分並不清晰，很多支出項目都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往往超出其可用財力。資金不足，發展卻不能滯後。財力缺口越來越大，只有通過隱性舉債解決問題。除了被動舉債的壓力外，地方政府還有主動舉債的動力。在“政績考核”壓力下，投資可對GDP有直接的拉動作用，讓地方官員“面子上更好看，政績上更突出”。
2008年金融危機後，地方政府面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更有了舉債的壓力和動力。根據審計署公佈的數據，在2010年底，地方政府債務10.7萬億元中，有5.23萬億元形成于2009年和2010年。另外，由於地方隱性債務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健全的約束機制。地方政府舉債投資興建的一些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大而無當，項目現金流回收“量小而且速度慢”，只能不斷挖掘渠道借新債、還舊債。這種新的融資渠道成本更高，地方債務有可能像滾雪球似的不斷膨脹。
“從總量上看，中國的總債務水平低於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但比南非之外的其他金磚國家都要高，尚處於溫和、可控階段。”李揚稱：“鋻於中國的債務水平近年來上升較快，各方應當對此保持警惕。
“我國政府債務不僅總量風險在可控區間，而且客觀上政府體系還有較強償債能力。一是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為國家財力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二是加強財政支出管理，預算公開力度逐年加大，為防範政府債務風險強化了制度基礎。三是我國地方債多數用於交通運輸、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能源建設，形成了大量可産生現金流的優質資産，為償債提供了一定保障。”賈康分析説，我國地方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也要注意在局部地區和部分項目領域，仍存在著比較高的風險積累。
最近幾年，由於經濟增速的減退，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也在減少，但龐大的政府開支卻並沒有減少，這直接導致地方政府對地方債務的依賴也越來越嚴重。很多省級政府開出舉債的口子，其目的已經不是為了投入某個投資項目，而是用來應付日常的財政開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地方政府的償還債務能力將形成嚴重的問題，並最終將倒逼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的債務買單。因此，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不讓地方債的口子開得更大，已經成為目前經濟調控的一個當務之急。
2010年末，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為10.7萬億元。截至2012年底，抽查審計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餘額比2010年增長了12.94%，其中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局部地區債務增長較快，造成債務風險不斷積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把短期應對措施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各項工作；加強源頭規範，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明確責任落實，省區市政府要對本地區地方政府性債務負責任；強化教育和考核，從思想上糾正不正確的政績導向。[詳細]
地方政府債之所以形成了一個尾大不掉的問題，關鍵在於政府在經濟運行中佔有了過多的話語權，其行政權力不受制約，可以輕易地打開舉債的口子。因此，要解決地方債務龐大的問題，最根本的還是積極推進政府職能改革，政府不再參與到具體的經濟事務之中。當政府職能改變以後，特別是打開某些投資領域的準入空間後，基礎建設投資可以按市場化的準則更順利地推進，政府也可以從這種債務負擔中解脫出來，騰出更多財力開展民生建設。
“著力防控債務風險”，這是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列入2014年經濟工作的六大任務之一。看來，中央整治地方債務問題的決心已下，如何尋求有效管控和監督地方債的辦法，並化解其潛在風險，或將成為改革的重點。有人指出，銀行體系的風險是當前中國經濟值得憂慮的問題之一，這個“風險包袱”係著三大重錘，分別是房地産、地方債和産能過剩，而這三項風險也必然要進入宏觀調控的視野，並很大程度上考驗著中國經濟的韌性。假如地方政府債務迅速膨脹，其相應的債務風險累積也會不斷加大，對中國經濟健康將形成嚴重的影響。中央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筆者注意到，無論是從“調結構、轉方式”這個根本源頭，還是會議提出的諸如嚴格政府舉債程序、明確責任落實和考核以及思想糾偏等措施，都充分體現了中央意在更多地從建立長效機制上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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