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知，採購人需購買的産品屬於政府強制採購節能産品範圍，但在第十五期節能清單中無對應細化分類且節能清單中的産品確實無法滿足工作需要的，允許在節能清單之外採購。[詳細]
降低門窗傳熱性能，辦法其實很多，比如對門窗框型材進行斷面改造、增加隔熱空腔、填充絕緣材料、採用抗老化的密封膠條、使用多層中空玻璃等。
據相關資料顯示，在國內既有的400多億平方米的建築中，九成以上沒有使用節能玻璃。此外，數十億平方米的公共建築和數千萬平方米的玻璃幕墻，目前仍以非節能單片玻璃和普通雙層玻璃為主。
而早在上個世紀，歐洲已經實現了節能型Low-E玻璃的全覆蓋。1991年歐洲各國宣佈于1995年強制採用Low-E中空玻璃，其市場佔有率1995年超過50%，1998年接近100%，使用量從不足200萬平米增加到2004年的3600萬平米。到2009年，西歐Low-E玻璃用量達到1.2億平米。
中國建築玻璃與工業玻璃協會會長陳國慶介紹，如果全國每年新安裝4億平方米門窗均採用Low-E中空玻璃，與普通中空玻璃窗相比，每年可節能872萬噸標煤，使用3年可抵三峽大壩一年發電量。另外，每年可減少溫室氣體CO2排放2143萬噸。
事實上，節能的Low-E玻璃適用於從嚴寒到熱帶的所有氣候區，比普通中空玻璃節能1/3， 16-22個月就可以收回多花出去的錢。以北京為例，120平方米的住宅建築，門窗面積30平方米，如果使用Low-E節玻璃代替單片玻璃，以目前市場上的煤、電價格計算，每年採暖可節約781元左右，製冷可節約232元左右，全年的採暖和空調製冷費用共計可節約1013元。
“其實，我國幾大玻璃製造企業都已經具備了LOW-E玻璃的生産能力，但因為需求量不足，無法加快發展。”中國建築玻璃與工業玻璃協會秘書長張佰恒説。
建築能耗居高不下，其中不乏管理盲點的因素。國家統計局設管司發佈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中，對門窗的歸類停留在單一金屬門窗製造上。《建築門窗國家標準規範目錄》，建築門窗及其相關標準規範中，沒有節能門窗的影子。
廣州白雲化工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繆明松表示，國家取消的行政審批項目中包括了“建築外窗生産許可證審批項目”，這就大大降低了門窗行業的門檻。
“準入門檻降低，小作坊更多了，低價劣質産品迅速佔領市場。不少投資搞科研的企業，一下子就垮了；還有不少企業，科研人才出現了斷檔。”一位從事門窗生産23年的製造商説。
“作為亞洲唯一國際型門窗幕墻展覽交易中心，高碑店形成了以節能門窗生産製造、技術研發、展覽交易為核心的産業群。”但河北省高碑店市市長韓曉明還是樂觀不起來，“從全國範圍來看，小而散、技術含量低、無節能技術，門窗企業依然呈現落後狀態。”
此外，國內建築産品的形態也制約了節能建材的推廣。比如，普通住宅商品房基本上採取“毛坯”銷售的模式，購買者要進行二次裝修，開發商只要裝上玻璃、門窗，達到驗收的最低標準即可。在高房價的壓力下，大多數人購房者不會對門窗進行改造，節能玻璃也就難以推廣應用。
我國對於建材的節能標準定的很低，根據通行的《建築玻璃使用技術規程》，目前市場上的普通玻璃即可達標。反觀歐洲Low-E玻璃的爆髮式與普及，與1995年強制推廣的規定有直接聯絡。
國家建設部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我國新增建築物21億平米，改造舊樓38億平米，節能耗材消費總額將突破4萬億元。未來十年內，國家用於節能補貼和常規消耗及購買節能産品的支出高達5萬億元人民幣，即使只有5%用於建築節能玻璃和門窗，也達到2500億元人民幣。
“其實，我國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完全有實力去推廣Low-E玻璃。”中國建築玻璃與工業玻璃協會會長陳國慶認為，相比每套房幾百萬的價值，增加一萬多塊對消費者基本不會有影響，但是對於我國高端玻璃的發展卻是革命性的。
我國目前平板玻璃産能過剩十分嚴重，轉型升級正當其時，如果能夠在壓控産能的同時，使具備技術條件的玻璃企業能夠擴大節能型産品的産量，不僅可以帶活整個行業，而且對建設綠色節能建築是個極大的推動。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我國大規模推進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的時機已經成熟，需多措並舉推動綠色建築和建築節能發展。
仇保興介紹，近年來我國綠色建築發展迅速，對於發展綠色建築和建築節能的社會共識已經形成。如果維持每年新增綠色建築項目300個，“十二五”期間將節能25.5億千瓦時，減排二氧化碳229.8萬噸。此外，標準體系逐步建立，太陽能光伏、LED價格逐步下降都為綠色建築和建築節能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據了解，目前，深圳、廈門等地已率先提出新建保障房全部為綠色建築。2014年起，所有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及省會城市建設的保障房將全部實施綠色建築標準。[人民日報]
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科技部22日在北京聯合啟動“公共機構綠色節能關鍵技術研究與示範”項目，計劃組織科研單位用3年時間、投入經費9000余萬元，對公共機構綠色節能關鍵技術進行聯合攻堅，推動公共機構節能減排。
該項目已被列入“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由清華大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中建設計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等單位&&實施，全國23家科研院所和企業共同參與，下設六個研究課題，重點解決公共機構能源效率提升、信息化建設、新建和既有建築綠色節能改造等問題。[新華網]
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的堅硬外殼之所以不能打破，當然有宏觀經濟形勢的客觀原因。十二五規劃啟動的2011年，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都處於抗擊金融危機的刺激政策週期。流動性的大量釋放，習慣性地對舊的産業結構形成了支持，催生了三高産能的大肆擴張。同時，由於銀行業信貸結構沒有優化，國有企業得到了更多的優惠。地方政府對於國有企業的依賴度也前所未有加強。在資金和監管雙寬鬆的格局中，一些地方國企和民營實體中的高污染、高排放大戶一樣，共同成為主要污染源，使得環境資源再遭損害。
短期的財稅、就業利益既然易得，需要支付成本的産業結構調整自然被置於次要位置。各地一度出臺的大規模産業振興計劃，少有新經濟的實際部署，多數是傳統項目的大量複製。由此導致産業轉型在許多時候，僅僅在政策表述上得到了強調，而無法轉化為具體行動。
出於同樣的考量，唯GDP論在這一輪産業擴張中，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強化了。儘管其間也曾實施過拉閘限電等強制性的節能措施，但生産活動中的單位耗能並未得到優化。系統性的節能應用固然難以全面展開，行政式的節能措施也在GDP考量下遭遇了強大阻力。
節能環保的歷史欠賬，總是要還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淡化GDP考量，加大去庫存化進度，實施最嚴格的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等，均已上升為最權威的政治意志。民意和政策的共同訴求，已為節能環保領域還債創造了環境。事實上，這筆欠賬也已拖欠不起了。
杜祥琬認為，中國正面臨“兩場競賽”，在國內，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努力與粗放發展的慣性之間在較量；在國際，是與發達國家在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競爭。
“2011年，中國GDP佔世界10%，能耗卻佔世界總能耗的21%，單位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人均能耗也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並在迅速增長。今後5年-10年，將是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機遇期。”他説。
杜祥琬強調，低碳並不制約經濟發展，中國要強調實現低碳目標，以促進發展方式轉型。他提出，中國低碳發展目標可“三步走”實現。
“2020年前，積極降低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東部發達地區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20-2025年，實施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全國工業部門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25-2030年間，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到峰值。”他説。
杜祥琬還提出，應對氣候變化可推動完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水安全，糧食安全，環境與生態安全，健康與生命安全，環境與氣候檢測體系，智慧能源網，基礎數據庫等，將有力帶動國家基礎研究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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