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視頻|網站地圖 |
客服設為首頁 |
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指出,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已成為“城市化”國家,預計到2020年,城市化率將達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
但與此同時,由於人口及城市佈局缺乏預見性規劃,城市基礎設施承載力嚴重不足,帶來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秩序紊亂、運營低效、行政區劃分割等一系列問題,制約著城市的持續發展。未來一段時期,將是城市病的集中暴發期。[詳細]
人口膨脹
特大型城市通常對人口具有強大的集聚作用,但是一旦城市建設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長的需求,各類城市基礎設施的供給滯後於城市人口的增長,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矛盾,出現環境污染、就業困難、治安惡化等城市病。
交通擁堵
交通問題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問題之一,主要表現為交通擁擠以及由此帶來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問題。交通擁擠對社會生活最直接的影響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時間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僅影響了工作效率,也會降低居民生活質量。
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使得城市從傳統公共健康問題(如水源性疾病、營養不良、醫療服務缺乏等)轉向現代的健康危機,包括工業和交通造成的空氣污染、噪音、震動、精神壓力導致的疾病等。
資源短缺
據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到2010年,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大中型城市,都將面臨嚴重的水荒。此外,土地資源緊缺問題也是國際大都市在城市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如何開闢新的發展空間、拓展地域範圍已成為各大都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貧困
貧民窟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特有現象。一方面,貧民窟居民大部分人處於貧困線,享受不到作為公民所應享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居住、出行、衛生、教育條件極差。另一方面,一些貧民窟為黑社會所控制,成為城市犯罪的窩點。
大城市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動形成盆地聚集效應。城市居民也許會津津樂道于大都市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和良好的生活便利,但又不能不承認,這裡帶給我們更多的是無奈與沮喪。
城市過度擴張易染“大城市病”,比如,城市空氣越來越渾濁,房價越來越高企,交通費支出越來越沉重……這一切,逼迫著今天大都市的不少白領作出逃離大都市的選擇。
但一項調查顯示:如果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大城市仍然是城鄉居民的首選,而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受訪者中則有高達97%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可見大城市魅力依舊不減,所謂逃離“北上廣”更多只是對高房價的無奈抱怨。
城市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巨系統,是一個運動的矛盾統一綜合體,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城市有點“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導致城市“偏癱”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嚴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應儘早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
國家應當控制特大城市規模惡性膨脹。城市用地只需要7萬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國城市建設規劃用地和開發區規劃用地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設用地,只要盤活現有土地,優化利用,也能滿足未來城市化的需要。
改變城市發展“指揮棒”
科學合理的規劃是城市管理的基礎和關鍵。要防治“城市病”,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城市規劃應當完善周邊區域功能,儘量減少職住分離現象,減少“鐘擺式”通勤;城市規劃應當疏散主城區功能,儘量減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區的高度集中;應當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資源……
專家認為,宜居城市應該是一個“嬰兒車能在街頭任意出現”的城市。因為,嬰兒車能不能上街,其後邊包括相關設施是否無障礙、道路是否暢通無阻、空氣是否足夠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閒的時間和空間。
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房價高漲……城市化也是一個國家發展不可逆的進程,“城市病”或許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既然結果不可避免,就要充分把握過程,及時調整發展戰略,比如城鎮、農村合理規劃,經濟、文化、環境協調發展,趁城市未病入膏肓之前及時診治,讓城市早日脫離病榻。萬不可諱疾忌醫,不要等到城市奄奄一息,田園已蕪,無處可退時才追悔莫及。
中國城鎮人口比例達到51.27%,已成為“城市國家”。中國城市被各方普遍視為新興市場城市的典型代表。中國的城市化,需要在內涵、主體、路徑上走出創新的步伐。[詳細]
標誌著城市化國家的初步形成,城鎮化將對第三産業産生巨大需求,緩解就業壓力。但與此同時,也會出現一系列新的問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的矛盾依然突出。
城鎮化伴生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公共資源短缺等“現代城市病”和土地資源浪費、勞動力缺失和留守兒童等“農村空心化”問題,“偽城市化”也是屢屢被人詬病的問題之一。
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同時,更應注重三個方向的轉變:從“關注速度”轉向“關注質量”;從要素的城市化轉向人的城市化;以及從“空間城鎮化”轉向“人口城鎮化”。
現有的城鎮化模式不可持續,城鎮化率存在“虛高”現象,城鎮化應和經濟實力相匹配,要特別注意解決好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以及就業、子女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問題,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並行不悖。
2011年末中國城鎮人口達6.9億,城鎮化率達51.27%的數據很可能是一個數字繁榮,原因在於中國特色的統計口徑。要跨過統計口徑三重門,才能真正認識“城市化率”在中國的含義。
城市化應該讓大家在收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取得與城市化速度相並進的增長,當前價格遠遠脫離實際的商品房市場,對中國大多數普通家庭而言是沒有意義的。
“城市病”的治理本質上屬於社會的公共事務,沒有政府主導,主要矛盾難以破題,沒有公眾參與,難以聚沙成堆。應該是一種“政府主導,公眾參與”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