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1月17日的數據，2011年末中國城鎮人口達6.9億，城鎮化率數字達51.27%，意味著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的城鎮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不過這很有可能是一個數字繁榮，原因在於中國特色的統計口徑。要跨過統計口徑三重門，才能真正認識“城市化率”在中國的含義。首先，中國使用的是城鎮化而非城市化，這並非僅僅是咬文嚼字，背後意味著極為不同的發展思路。2000年以後，出於對單純GDP或人均GDP增長率考核的不滿，城鎮化率逐漸被納入考核地方政績的體系中。伴隨著所謂“擴大城區面積”和“精簡機構”的行政改革，“合鄉並鎮”運動在全國推開，使得大部分鄉撤銷變成了“鎮”，人口也相應轉變為鎮人口。但離“城市”人口的福利標準相去甚遠，不少合併後的鎮只擁有名義上的調整，而沒有享有實際類似鎮的福利。

　　其次，之前的城鎮化率統計口徑中使用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來衡量，但非農人口僅説明從事第二、三産業的人口，而並不實際意味著享有城市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人口。這種統計口徑很明顯將流動的農民工也當作了城裏人，儘管切實的城市福利與他們無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農民工子弟無法享受城市基礎教育，而且連自己開辦農民工子弟學校也不被允許。而不管何種統計口徑，農民工的數量都超過了1億，認為農民工數量被低估者還提出要考慮伴隨流動的農民工家庭人口。這也容易誤導各類投資，以房地産業為例，認為城市化率被高估或者被低估，作出的投資決策將完全不同。

　　最後的陷阱是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區分，即便承認用城鎮常住人口總數佔總人口數的比重來衡量城鎮化率，實際城鎮化率是不是有那麼高還是有疑問的。常住人口包括戶籍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如果説戶籍人口可以真切享受城鎮福利，姑且承認鎮也有實際上高於農村的福利，那麼其他常住人口則難以確定。實際上，由於2000年之後對城鎮化率的政績考核，也導致了部分地區在隨後幾年“人為提升”城鎮化率，而其中誇大其他常住人口的數量成為常見手段，因為這部分人口衡量較為困難。

　　透過這三層關係再來看中國的城市化率，這個51.27%的數字或許還有水分。不過無論如何，中國的城市化率提高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要素在受限制條件下流動的市場擴展過程。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城市化率還有很大提升的空間，即便以統計局的數字為準，中國目前也僅達到了美國192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

　　目前美國的城市化率約90%，儘管1990年代以來美國城市化的速度已經大幅降低，但依舊處於增長趨勢。1990年美國人口超過百萬城市的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數量的比例已經超過53.4%。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當然美國的問題在於“美式城市病”，城市郊區人口在1970年就超過了城市人口，造成城市中心區的空心化，以及城市中的貧民區問題。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批評過城市規劃造成的困境。而美式城市病的問題還在於郊區與城市工作中心之間的交通成為了大問題，隨之發展汽車工業又影響了經濟發展的結構，並且尾氣和噪聲污染對環境産生了負面影響。這些都是美式城市病的表現。

　　中國的大城市發展或許也會出現類似的跡象，大城市的擴展例如北京的五環六環和上海的外環等，城市居住成本的上升會使得交通壓力加大，出現類似的大城市病。但中國最主要的問題不僅在於城市化還不夠，而且在於城市化過程中的不公平問題。一方面，大城市能爭取到中央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在發改委也能獲得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審批，這種政策上的傾斜支持是農村和小城鎮不具備的。

　　另一方面，儘管中央也試圖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發展小城鎮來緩解向大城市集聚的趨勢，但要素傾向於邊際收益更高的城市，使得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更加明顯，不僅是資金上，也是人才上。“北上廣”更成為不管是農民工還是大學畢業生嚮往的地方，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據。只是這種人才流動加劇了城市和農村的差距，而與此同時在城市中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之間的福利差距也進一步拉大，産生了雙重的不公平。

　　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儘管戶籍尚在農村，為提升“城市化率”作出了貢獻，卻未能真切享受城市福利，在教育、醫療以及養老保障方面遭受歧視，儘管其工作在城市也為城市貢獻稅收。更重要的是農民工在本省區內的城鄉之間轉移，已經有地方放閘；但在更廣泛的跨省區流動方面，其各類保障的轉移困難重重。在要城市化率的時候將農民工當城裏人，在要付出城市福利的時候又不把農民工當城裏人，這類自相矛盾的政策也生動反映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扭曲程度。

　　圍土成“城”，東西集“市”。所謂城市，不僅要有城，更要有市。而現代市場的發展不僅應該突破城市的邊界，廢除戶籍限制，使得要素的流動更加自由，還應該借助全球市場，進一步發展。

　　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當然這個國家的城市化模式未必合適中國。新加坡是因為城市國家，本來地方就小，完成100%城市化並不是太難的事情，但新加坡城市化的啟示是借助全球化進行發展，開放自由貿易和貨幣，使得新加坡成為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而中國的城市化也當借全球化的東風，在進一步開放貿易和國際人才流動方面下工夫。例如上海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各項制度還有待優化，對個人所得稅要進行調整和優惠，法律制度的落實和依法行政要加強，更要在會計制度和金融産品標準化上與國際接軌，夯實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