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新辦舉行解讀十三五規劃建議有關情況吹風會(圖)

中國新聞國新辦 2015年11月09日 13:5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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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鳳凰衛視記者提問(方堃 攝)

　　鳳凰衛視記者:

　　請問楊主任，這次我們看到建議稿裏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根據測算，根據每年GDP的增速要達到6.523%，請問這是不是意味著“十三五”期間我們國家GDP增速還是有一定的底線的目標的？謝謝。

　　楊偉民:

　　這是一種測算，總書記在建議的説明中也講得清楚，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翻番這個目標，因為前四年GDP增長是8%，如果今年增長7%左右，可能前五年大體上是增長7.8%左右。大家知道，實現十年翻番平均增長速度要求是7.2%，因為前五年，也就是“十二五”這五年增長速度是7.8%，“十三五”期間的增長速度可能是在6.5%以上，我也看到最近有人在講，我也沒測算過，有人講是6.523%的速度。但是，這是一個測算的依據，並不是一個目標。因為按照我們國家制定規劃固定的程式，中央提出建議，最後國務院提出規劃綱要，報明年3月份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我相信目標肯定會充分考慮到實現翻番的要求和6.5%的底線，但是6.5%本身並不是目標，最後的目標怎麼確定，還要到明年3月份確定。　

　　德國世界報記者提問(方堃 攝)

　　德國世界報記者:

　　您提到在新五年規劃中關於金融部門改革以及開放金融部門相關的改革舉措，這是否意味著近期一些金融上的問題影響了金融改革的目標？

　　楊偉民:

　　當然，我們的改革從來都是叫問題導向，就是有什麼問題改什麼體制。這次建議雖然不是改革的系統性文件，是發展的系統性文件，但是也講了很多新的改革內容和舉措。我覺得這次重點強調了三個關係我們國家未來發展動力和發展的重要基礎性環境的重要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根據前一個階段資本市場的波動，也適應我們國家金融發展混業越來越多的趨勢(但是我們的監管體制是分業監管的)，所以這次建議中提出，要對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當然具體的改革方案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制定。謝謝。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提問(方堃 攝)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剛才您也提到現在要根據規劃“十三五”期間將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居家進城落戶，但是城市的容納力是有限的，它有它的飽和度。請問大規模遷入城市會不會加重城市的負擔壓力？有沒有哪些新的破解措施？第二，規劃也提出到2020年的時候貧困縣將全部摘帽，這意味著每月將減少100萬人口，可是從1990年到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減少了6億貧困人口。有分析認為，剩下的都是一些難啃的硬骨頭，接下來如何把這些硬骨頭真正解決掉？謝謝。

　　楊偉民:

　　大家要注意這次建議提到城鎮化率的時候有兩個説法，一是在總結“十二五”成就的時候講，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55%，但是在目標當中講，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習近平總書記在説明當中就這個問題專門作了解釋，我們現在雖然看起來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55%，是比較高的，但是質量不高，質量不高最主要的體現在於現有的城鎮7.5億常住人口中有2.5億左右的人沒在城鎮落戶，沒能在城鎮享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也沒有相應的市民權利。現在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其中一個重要的基礎性條件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農民工增長速度在下降。我記得去年外出農民工增長速度已經到了1.3%，今年上半年好像是0.1%，具體數大家可以再查一下，我記不太清楚了。也就是説，未來常住人口城鎮化的速度將會放慢，我們城鎮化率取決於進城農民工的數量。現在這種城鎮化的模式，是只能到城市打工、經商、就業，但是不能在城鎮落戶的城鎮化的模式，在全局上制約著中國經濟增長。比如“招工難”，為什麼難呢？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但是還有一個方面過去研究得不夠的是，因為農民工相當多的一部分幹到40歲左右就離開城市，因為他不能在城市定居，他就回到原籍了。這就意味著每一個農民工一生的勞動年齡時間比在城市的就業人口少了接近20年，大家想一想，我們國家一年要浪費多少勞動力資源。農民工回到農村，農業是勞動生産率低的部門，從高生産率的部門流回到低生産率的部門，這是經濟發展的大礙，因為所謂的人口紅利是講從低勞動生産率部門流向高生産率部門。　

　　另一方面，涉及現在城市的住房怎麼樣啟動。因為上一輪住房制度改革主要是以城鎮戶籍人口的公有住房産權化為主要方向，這是1998年開始的住房制度改革。現在房地産市場調整，城鎮住房已經到了一個調整的階段，戶籍人口的家庭，不一定都有産權房，住房基本上都得到了滿足，人均是34平方米。但是如果考慮到外地人口，因為往往是外地的非戶籍人口擁有的房子是少的，所以這樣會産生多大的住房需求大家可以想像。農民工市民化或者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水平，在宏觀上、全局上影響著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所謂城鎮化是經濟發展最大的動力或者最重要的動力，其實主要體現在剛才我説的農民工如何從現行的只就業不落戶變成真正和城市居民融入到一起。

　　剛才你講到城市容量的問題，其實這不是一個問題，我們講的是這些人已經在城市就業和生活了，但是他可能居住條件差一些，同樣和我們一樣去擠地鐵、坐公交等等，所以我認為容量不是問題。現在關鍵問題是各地區思想上認識不夠，另外是有利益在裏面，過去我們的城鎮化往往是要地不要人，要土地建設指標，土地指標拿了可以掙錢，土地財政可以蓋房子，可以帶動增長。但是人進來以後是要提供公共服務的。這次提出來兩挂鉤，一個是建設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戶數量挂鉤，通俗點説，人口進來多的地方，落戶多了就多給你地；再有，財政轉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鉤，落戶多，意味著義務教育、醫療這種政府支出要多，所以財政轉移支付要和這個挂鉤，從而解決好利益問題。

　　第二，關於貧困問題。現在剩下的7017萬人口，到去年為止，都是最難啃的硬骨頭，就建檔立卡的摸底情況，其中有2000-2500萬屬於失能人口，已經失去勞動能力了。這次建議中關於怎麼實現提了六個途徑，一是就地發展産業，比如過去貴州貧困人口是比較多的，但是貴州的生態環境很好，現在大家追求的産品是綠色的、生態的，所以在好的環境下生産出來的産品賣得很好，所以很多地方創造出了很多經驗。二是轉移就業，和城鎮化相結合，新的勞動力生産出來以後到城鎮就業，下一步就可以落戶了，只要進城打工就是立馬脫貧。三是異地扶貧，這是難度最大的，因為現在剩下的貧困人口相當多的一部分是生活在生存條件和發展條件並不是很好的高山區、高寒缺氧區、大山區、荒漠化地區、石漠化地區，所以要通過移民搬遷徹底改變他的生産和生活條件，從而實現脫貧。這也是這麼多年一個成功的經驗。四是生態保護脫貧一批，因為我們有很多地區的貧困人口是生活在生態環境十分重要的地區，比如説青海三江源地區，我們要通過生態保護創造一些公益性的崗位，我們也可以創造一些新的就業崗位，變成生態功能保護生態實現脫貧，現在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做了，特別是像青海這樣一些地區。五是醫療保障制度的健全，因為我們很多貧困人口，特別是返貧人口很多是進行疾病，特別是大病造成的，所以要通過健全醫療保障體系來實現脫貧。六是剩下的全部納入低保，實現低保縣和貧困縣的有機銜接。所以，中央已經充分認識到扶貧已經進入到攻堅階段，必須實行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採取六個一批，當然各個地區情況不一樣，總的來講是通過這樣幾個途徑。講了這麼多一批，其實是精準到每一個人、精準到每一個家庭，最後實現脫貧。因為策略對了、路徑對了，任務是可以完成的。謝謝。　

　　北京電視臺記者提問(方堃 攝)

　　北京電視臺記者:

　　剛才你也提到未來幾年老齡化是我們重要的工作內容，針對我國不但是老齡人口在增加，而且還存在一些高齡、失能、貧困甚至是空巢老人的一些具體情況，請問在這方面未來有怎樣的具體計劃？謝謝。

　　楊偉民:

　　剛才我講到，有一個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具體講的是建設以居家為基礎(因為這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當然也針對一些新的情況，未來可能空巢會更加增多)、以社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推動醫療衛生和養老機構相結合，探索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每句話、每個字都是針對不同的老齡人口而言的。比如説對失能的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看你加不加入，看你的子女是不是採取這種方式。醫療衛生和養老服務相結合，社會上簡稱叫“醫養結合”，解決一些患有長期慢性疾病老年人的需求。另外，建議中有一句話非常重要，在共享發展中講到，要加強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幫扶。過去改善民生做的很多事情是帶有普遍性的，現在我們發現不同的特殊群體面臨著不同的特殊困難，比如剛才我説的老年人口面臨的問題，醫療問題、養老設施問題，怎麼解決精神的寄託問題，等等。但是老年人口本身有不同的層次，也有不同的需求。另外，城市貧困人口的需求是什麼，下崗失業人員的需求是什麼，他有什麼特殊困難？城市農民工有什麼特殊困難？在城市常住但沒有戶口的大學畢業生有什麼特殊的需求？所以，加強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幫扶，這是中央對各地區下一步加強公共服務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個新要求，就是我們既要普惠性地改善和保障民生，同時要針對不同群體面臨的不同困難，實行更加精準的幫扶，這樣才能夠真正獲得“獲得感”，你針對他的特殊困難，解決了他的特殊問題，才能真正體現他的“獲得感”，這也是這次共享發展中的重要思想，雖然它不是一個行動，也不是一個計劃，但是它的含義是非常廣的。謝謝。　

　　新華社記者提問(方堃 攝)

　　新華社記者:

　　剛才您在談改革的時候也提到了財稅改革是未來五年改革的重點，我們也注意到，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以及地方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在現行財稅改革，在一些重要的領域也因為新的情況，在不斷調整改革的步伐。從未來五年看，原先既定的2020年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目標基本完成，從財稅的改革領域這個時間表會不會有所改變？像老百姓關注的房地産稅、中央跟地方的政府間關係這種難題能不能有所突破？謝謝。

　　楊偉民:

　　財稅體制改革確實是一個難點的問題，因為它是一個關係到整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企業、政府、居民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收入怎麼分配，這是改革中的重點，也是一個難題。根據新的情況，上次財稅體制改革就已經做了比較全面的部署，現在財稅體制改革根據新的情況可能要做一些調整，哪些可能需要進一步加快，哪些可能需要考慮到先後順序的問題。這次進一步強調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的事權和支出責任，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這個含義在哪呢？因為在此之前財稅的一個方向是中央集中的稅收、集中的財力相對較多，而地方承擔的事權相對較少，所以今後要考慮到加強中央統籌的事權。與過去相比較，事權和支出責任會更加匹配，因為這項制度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事權和支出責任相匹配，大體匹配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則。要考慮稅種的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過去也是實行分稅制，比如增值稅，中央多少、地方多少，但是未來可能會改變這種分稅模式，而是中央拿什麼稅，地方拿什麼稅，省一級政府拿什麼稅、市縣政府拿什麼稅，也可以説是分稅制，但是按稅種分，而不是按稅率分，不是把稅率切割幾塊劃分稅。這樣才有利於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也有利於化解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保障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建設支出。因為在此之前，地方特別是基層，市縣財力比較有限，所以建設相當大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財政及其房地産的開發。而現在房地産進入到調整階段以後，他們的相應的收入大幅度減少，建設資金來源就成問題了。所以，今後如果稅種劃清楚了，地方有穩定的稅收了，這樣就可以保障相應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的保障，同時也能夠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的支出，能夠更好地體現社會公平。

　　另外，按照管理學意義的角度來講，收的多，往下支的環節多，使用的效率是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下一步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具體怎麼推動這些相應的改革。我覺得房地産稅的改革需要和整個稅制的調整和改革，包括下一步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相匹配，因為稅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它是和整個領域的體制建設、制度建設相關聯的，所以需要統籌考慮。謝謝。

　　香港無線電視記者提問(方堃 攝)

　　香港無線電視記者:

　　“十三五”經濟增長目標定在6.5%，較“十二五”頭四年的8%是比較低的，為什麼有這個調整？是不是因為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楊偉民:

　　剛才我已經解釋過了，現在的6.5%並不是目標，只是一個按照十年翻番測算出來的數據，是制定目標的基礎，但不是目標本身。你看中央建議沒有説增長6.5%，並沒有確定。剛才我已經講過，剛才説的前四年8%是已經實現了的一種結果，按照這個結果來測算，假設今年再增長7%，未來五年增長6.5%就會實現十年年均增長7.2%。所以，未來五年的目標還沒有最後確定，要到明年3月份全國人大來確定。謝謝。

　　胡凱紅:

　　吹風會到此結束，謝謝楊主任，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