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抄襲維權，轟動一時的案例是郭敬明的《夢裏花落知多少》案。
作家莊羽在2002年11月創作完成了小説《圈裏圈外》，並於2003年2月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北京圖書大廈銷售。莊羽認為，郭敬明《夢裏花落知多少》係抄襲《圈裏圈外》。法院認定，原告作品《圈裏圈外》發表在被告郭敬明作品《夢裏花落知多少》之前。郭敬明剽竊了莊羽作品具有獨創性的人物關係的內容，在12個主要情節上相同或者相似，在一般情節、語句上共57處相同或者相近似，造成兩書整體上構成實質性相似，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春風文藝出版社應當與被告郭敬明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被告北京圖書大廈公司進貨渠道合法，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應停止銷售。法院判決賠償20萬元。
此後，電視劇《潛伏》也打了一場維權官司。
《潛伏》熱播，引爆一波諜戰劇熱潮，《地下地上》就是其一。該劇在衛視播出時，最高收視率曾達到30％，一度超過了《潛伏》。因為該劇之中男主角取得上司信任的方式、主角假夫妻以及生活等，和《潛伏》極為相似，《潛伏》原作者龍一將《地上地下》作者石鍾山告上法庭。一直關注此案的北京市二中院知識産權庭長張曉津介紹，“在我們比對的過程中，看不到多數意見，可能就是5：5的結果，判斷實際上很難。”張曉津是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碩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中國知識産權法學研究會理事，她認為，原告龍一敗訴並不意外。
接下來，便是今年4月15日，瓊瑤控訴于正抄襲。瓊瑤甚至在公開信附錄了“抄襲”的證據。儘管網上力挺瓊瑤者眾多，但迄今為止，瓊瑤並未訴諸法律，事件如何定性、如何收場尚待時日。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張廣良認為，關於版權是否侵權，首先時間看誰先誰後，其次看是否實質相似。
張廣良是美國約翰o馬歇爾法學院知識産權法學碩士，北京大學知識産權法學博士，有13年法官經歷，歷任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審判庭法官、代庭長、研究室主任、審判委員會委員等職。
張廣良介紹，《著作權法》對抄襲認定是接觸加實質性相似。原告作品創作在先，只要能證明完成或者發表在被告的作品之前，可以滿足接觸的要件。如果兩部作品達到驚人的相似，錯誤都一樣，法官可以推定有接觸。劇本侵權，看看是不是有實質性相似，這可能需要借助鑒定機關。
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副巡視員段玉萍介紹，抄襲維權應該到法院起訴，走民事審判程序。按照《著作權法》的規定，行政只是處理嚴重的版權侵權並且涉及到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抄襲行為屬於《著作權法》第47條調整的民事糾紛，行政機關不能做出處罰。
如果判定抄襲侵權成立，則可以有法院強制被告停止侵權，賠償損失。
遊走于借鑒、抄襲之間灰色地帶的影視作品，是否侵權在現實中很難界定。
張廣良介紹，《著作權法》保護作品的表達或者表現形式，不保護作品所體現的思想。而電視劇包括劇本的抄襲，經常涉及的是故事情節、人物形象，或者故事發展的脈絡等等，如果故事情節、人物形象有很高的獨創性，這種雷同就可以認定為抄襲。如果是大而化之的故事情節，像陳世美和秦香蓮的故事，講忘恩負義的男人，是不能受《版權法》保護。
張曉津法官介紹，在司法實踐中判定是抄襲還是借鑒並非易事，因為合理借鑒與抄襲沒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數字。“不能説這個百分比以內是借鑒，這個百分比以外是侵權？我們很難説這樣一個比例。”
我國是電視劇生産大國，2013年生産了電視劇17703集。而美國年産電視劇只有4000集左右，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我國每年都有大量的電視劇無法登上熒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內容無新意，情節嚴重雷同。
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認為，我國電視劇供大於求，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電視劇不能播出，去年約有8000集積壓在倉庫。但是好的演員、編劇、導演太少，編劇過去3年寫一部劇，現在1年寫3部劇，質量下滑是必然。過剩的電視劇造成巨大的浪費，僅直接經濟損失至少達80億元。如果把80億元用於另一半電視劇，製作經費就能翻番，更容易出精品。
文化需要創意，在我國將文化作為未來産業發展重點的背景下，創新顯得尤為重要。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執法監管處趙傑處長認為，雖然按照法律規定，版權管理部門無法直接處理抄襲事件，但不論結果如何認定，瓊瑤事件對我國版權環境帶來的影響不可小視。
近年來，中國知識産權運用管理水平逐步提升，版權相關産業已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産業。這是記者22日在北京舉行的2013年中國知識産權發展狀況新聞發佈會上了解到的。
去年全國29個地方開展了知識産權質押融資試點、投融資服務試點工作，知識産權質押融資規模不斷擴大，專利、商標、版權全年分別實現質押融資254億元、401.8億元、31.73億元，總額同比增長79.46％。全年有530家企業投保專利責任保險，涉及專利1855件，保障金額達6438萬元。
國家版權局公佈數據表明，2010年版權相關産業對國民經濟貢獻率已達6.57％。按照國際慣例，一個産業佔國內生産總值的5％以上就可以稱為支柱産業。
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指出，版權不僅在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東西，在帶動經濟發展方面也很重要。調研發現，近一二十年，版權對各國經濟貢獻率的增長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的近一倍。
去年以來，中國專利、商標等知識産權授權、註冊數量持續快速增長，反映了中國科技創新能力正在不斷增強。
去年全國共受理專利申請237.7萬件，授權131.3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達82.5萬件，佔專利總量比例五年來首次超過三分之一，同比增長26.3％；中國《專利合作條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首次超過2萬件，佔全球申請總量的比重首次超過10％，在PCT體系中躋身至第三位。[詳細]
隨著影視産業與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抄襲、盜版問題層出不窮。就在4月15日，台灣劇作家瓊瑤就在微博上舉報于正，稱《宮鎖連城》嚴重抄襲其著作《梅花烙》。眾所週知，類似的劇本抄襲事件在國內並不鮮見，它一方面使抄襲者獲得了高額收入，另一方面卻凸顯出我國保護知識産權氛圍的薄弱。暨南大學知識産權學院副院長徐瑄表示，我國目前缺乏完整的市場誠信系統建設，缺乏市場基礎設施和法治環境，成為版權保護的最大障礙：“在歐美國家，整個社會的評價體系都以獨創性為價值原則，任何人剽竊、抄襲都會被不齒，文化環境具有獨立自由的創作精神和責任感。這些基礎教育是啟蒙運動完成的。我們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啟蒙，所以，對個人創作自由、權利責任和版權保護等，缺乏共識。”
除了抄襲以外，屢禁不止的盜版問題也折射出我國缺乏保護知識産權的氛圍。廣州市版權保護中心主任肖東認為，長期以來，市民習慣於吃“免費的午餐”，缺乏對版權人勞動的尊重。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版權局） 局長陸志強則表示，除了公眾的版權意識薄弱以外，國內的權利人自身依法保護版權的覺悟不高，對版權登記工作並不積極。他説：“如果創作者自己都不重視不積極主張自己的權利，那保護和維權從何談起？”
另外，數字化的飛速發展，讓保護知識産權的成本大大提高。肖東説，目前盜版的生産方式、傳播、消費方式與以往已經完全不同。任何人都可以創作、上傳，都可以成為版權人。而且網絡傳播渠道多、速度快，“這是我們版權保護工作最重要的難點，因為侵權行為已經不像以前一樣有實實在在的盜版生産線和光碟了，蒐集證據難上加難。”她説，這無論是對執法、維權來説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法律方面，肖東以《著作權法》為例，這部法律從1991年頒布至今，只修訂過兩次。但在數字化時代下，很多細節已經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侵權的主體和客體領域也大大被拓寬，必須要作出適應時代的修改才能更好地保護知識産權。對此，陸志強在法律程序上有必要探索新的解決機制。
曾參與過多起知識産權訴訟案件的詹禮願律師認為，目前在保護版權的操作上存在問題。他表示，由於標尺不明確，不像債務糾紛、交通事故等，誰對誰錯、適用何種處罰都一目了然。”此外，還存在法定賠償額度太低、訴訟後侵權不斷反復等多方面問題，使得保護知識産權形勢並不樂觀。
徐瑄教授認為，政府要在保護影視産業和版權方面作頂層設計：“重點抓三個工作：做基礎、保兜底、促公平。‘做基礎’是建立市場誠信系統和信用體系，建立公平競爭的秩序。‘保兜底’是保證義務教育和科學研究領域等公有領域的合理使用空間。‘促公平’是規範競爭者的公平競爭行為。影視産業尤其需要制定特色的競爭規則規範競爭行為。而保護影視作品的版權、相互尊重影視版權是競爭規則的核心內容，這些都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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