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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新一批高三畢業生將告別學校、告別陪伴了自己三年的老師。當他們自由地享受假期的時候,老師們卻要為新一年的征程秣馬厲兵。壓力大、社會地位不高,是中國大多數高中教師的現狀。三亞中學女老師宿舍內自縊身亡,遺書稱受到學生的恐嚇威脅;80後高三班主任服毒自殺,稱無休止的工作、“工資月光”的生活令他感到窒息。當學子們徹夜苦讀的時候,別忘了回頭看一看你們的老師,他們也很累。[詳細]
第285期
雖然很多學校已經開始了評價體系多元化的嘗試,但在很多地方,高考分數仍舊是主宰,一名教師合格與否、高考後會拿到多少獎金、教師在學校的地位,都與各級學校的上線人數緊密相關。
在2008年,廣州育才中學的一位英語老師因為沒能評上高級職稱而抑鬱自殺,能把人逼上絕路,可見職稱的意義,它代表著社會地位,有高職稱的人享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和福利待遇,與實際技能未必有直接關聯。教師往往要為職稱的晉陞付出很多,發表論文、講授一定級別之上的優質課程、指導學生取得學科競賽的優勝等等條件成了教學之外,壓在教師頭上的多座大山。
曾有老師在採訪中這樣説“特別是每次模擬考後,學生的成績一有起伏,我的電話就會響個不停。作為教師,我很能理解家長的心情,但集中、頻繁地詢問,難免也會覺得累。”中國的教師往往要承擔“傳道授業解惑”之外過多的工作任務,從學生的情緒到飲食住宿的生活細節,都是高三班主任的工作內容。在基礎設施不發達的學校,教師甚至還要兼任宿舍管理員和廚師,這不只是荒唐,更是一種悲哀。
在美國在私立寄宿學校通常分為兩批老師,一批負責教授學生學術課程的老師,訓導主任、顧問老師等人分管學生的日常事務和心理輔導。騰出時間主抓教學,對於中國老師來説更應該如此。
老師罰學生,往往被人認為是“恨鐵不成鋼”的表現,儘管《義務教育法》、《教師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都規定老師不能體罰學生。2010年1月21日,江蘇省阜寧縣一中學高三男生在校內跳樓自殺,據死者所在班級的學生稱,該學生在跳樓前被老師罰站班級講臺,在他就“上課和他人講話”這一過錯做檢討時又不被老師重視,感覺很委屈。
學生砍老師,更是師生關繫緊張的極端案例,2010年高考前,東莞某高中學生因壓力過大竟在早讀後徑直拿出鋼刀沿教室走廊追砍班主任老師,致該老師左、右手手臂及右肩部被砍三刀。
好在上述案例中的教師和學生的行為並非主流,但在雙方壓力都無法排解的情況下,師生關繫緊張卻是時有發生,這類無解的問題更非教學科研可以妥善處理。
幾年前,西祠衚同網站上一篇名為《南京某些名校的某些名師靠有償家教能年入百萬,你信麼?》的帖子,一名網友推算,其中一名教英語的老師一年“野食量”高達100萬元。
河北館陶縣高三班主任趙鵬自殺的當天,是他收到工資的日子,他在遺書中説:每天無休止的重復工作,以及“工資月光”的生活,讓他感到窒息。各地明令禁止教師課後私開補習班,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社會補習班的高利潤,儘管在許多一二線城市,高中教師算得上高收入群體,但這畢竟是極少數教師才能享受的待遇。教師待遇不高,一些臨時、代課教師更無法享受到基本的職工保險。收入低、壓力大,支撐著他們走下去的恐怕只有高尚的師德和責任心了。
“質量立校、高考至上”幾乎成為所有高中追求的終極目標。教書育人本是腦力勞動,但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師也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據調查,絕大部分教師每天起早貪黑地上早自習、晚自習,備課、上課、輔導、批改作業,開會、談話、考試、分析、總結、接受檢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業餘生活被繁重的教學工作剝奪。
各級專業培訓,進行各類專業比賽,接受繼續教育,進行聽評課等教研活動,撰寫專業的教育教學論文,編著教輔書籍等等任務加起來,更嚴重擠壓了教師的業餘時間和精力。在諸多的封閉式高中,教師與學生同吃同住,社會交往與家庭生活被限制在了很小的範圍之內,學生尚有畢業之日,教師若想輕鬆一下著實不易。
國家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課題組曾對遼寧省168所中小學2292名教師進行檢測,結果顯示:51.23%的教師存在心理問題;而天津市有關專家調查統計,教師中患精神疾病的佔10%以上,遠高於其他職業人群的2%平均水平。
恰當地排解壓力是每個社會人的必修課,很多高中也會在高考結束之後組織任課教師參加旅遊。在考前,有些老師則選擇求仙拜佛,在廣西,一些佛教名山每年都會迎來大批高三老師,他們祈禱自己的學生金榜得中,更祈求自己所帶的班級“別出什麼意外”,很多老師也直言這麼做就是在給自己減壓。
在“分數決定論”下,高三老師們不得不幫助大批學生成為“考試機器”,學生高考成績好,他們往住被視為功臣,反之,升學率上不去,他們的獎金、業務評定等都可能受到影響。教師是否稱職,是否能夠到位地關心每一名同學,是否能夠行為世范,在高考的壓力面前,這些標準變得毫不重要。更何況在很多地方,沒有編制的代課教師承擔著最為繁重的教學任務,卻不被國家所認可,又怎麼能令學生和家長“放心”呢?
韓國教師收入高且地位尊貴,可謂“富且貴”。韓國政府特別立法要求:“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既要“努力造成一種全社會尊敬教師的氣氛”,又“應特別優待教師的報酬”。1990年代以來,韓國教育總投入始終位居世界前列(排名第二至第三)。其中,政府投入佔財政總支出的20%-22%,私人教育投入更是長期排名世界第一。日本政府1974年開始實行“教師增薪三年計劃”,逐漸扭轉了教師工資偏低的現象,並超過了其他部門職員的增薪標準。現在中小學教師初任工資已超過一般公務員工資的16%。
一位老教師獨自一人留在山裏教書,而兒子則到大城市打工,年青一代不再有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理想,因為“當老師很辛苦,又掙不了錢”,這樣的案例絕非個案;教育本應是由優秀人才承擔的社會責任,但現今中國的師範教學質量、從業者的素質遠不能令人滿意;面對學生及其家庭的暴力、冷暴力往往無計可施,尊師重道談何容易。教師、媒體、醫生等行業往往承擔著塑造、改良公民精神與肉體的重任,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們,考驗的是全社會的良心。
改變高中教師的現狀,教育體制改革才是根本,但路漫漫其修遠,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我們能做的只有呼喚社會多給教師一些寬容;只希望教育部門、學校不要把壓力層層下放,給老師們多一點的時間與家人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