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空餉根源在於個人的貪慾

     吃空餉現象絕非什麼新鮮事物。“餉”本意指軍糧，引申為軍人的俸給。所以，“吃空餉”本意是指軍官虛報兵員冒領軍餉。1838年，禁煙派官員黃爵滋在奏折中説，“糧多冒領，則有餉無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愛仁向皇帝奏稱，京師“步軍營額設甲兵共兩萬一千余名，風聞現在空額過半”，可見“吃空餉”現象之嚴重。
      空餉更被代指“不在其位，空享薪俸”的不正常現象。嘉慶十四年，工部書吏蔡泳受、王書常等人，在皇帝眼皮底下，採取假印舞弊、捏造大員姓名等手段共冒領銀物14次，總計價值7萬餘兩。清末新政、民國時代，“吃空餉”花樣翻新，國民黨軍隊中軍官“吃空餉”也是公開的秘密。吃空餉，吃的是國家的財政，彷彿無根之水，誰的碗大，誰的動作快，誰就活得滋潤。

金錢刺激出人們無窮的創造力

     有些時候，吃空餉是為了穩定軍心，更是一種用於打破不公制度的“創舉”：在軍隊中，綠營官兵（漢軍）待遇低下，糧餉不及八旗官兵（滿軍）的1/3，於是將官通過吃空額來補償，稱為“蔭糧”。大量冒濫吃缺，造成軍營實際人數嚴重不足，遇到上級檢閱，則臨時雇人充數，騎兵臨時借馬、水師雇尋漁民，蔚為壯觀。
       現在，吃空餉的人並不在意自己有沒有幹活，寧夏同心縣人口僅33萬，超編2800多有“拿著俸祿不上朝”的“挂職幹部”，“輪流”上班的“輪崗幹部”，10歲的“娃娃幹部”，四五歲的“學齡前兒童幹部”；縣裏有一個僅有三塊墓碑的陵園，管理人員卻多達20人。同理可見，有些人死了，可他的薪水照常在領；有些人活著，建了幾個虛擬人物公報私囊。在無限的利益面前，人們的創造力同樣節節攀升。

實質上，這種現象與貪污、詐騙無異

     這位“建小號刷了470萬元”的出納員著實是吃空餉界世人仰視的存在，檢方認為他涉嫌貪污。 根據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公共財物的行為是貪污罪。冒領工資就是常見的貪污手段之一。貪污的數額按累計方法計算，對於行為人貪污的數額達到5000元的，就應追究刑事責任。媒體曝光的“吃空餉”事件被冒領的公款少則數萬元，多則10萬元以上。以偽造工作證明等手段，來騙取國家工資福利，非法收入成千上萬，將達到特定數額的吃空餉定性為詐騙也合法合理。
       但可悲的是，據人民網的報道，“吃空餉”清查後，一些單位對外宣稱的居然只是每年能“節省”、“減少”財政支出多少多少萬。被處罰的沒有，等著“邀功請賞”的卻大有人在。

信息不對稱，“你有我有大家有”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吃空餉的人們偏不信這個邪，因為他們有太多的方法和路徑欺上瞞下。由於當前公務員、事業單位等編制崗位的人事制度大多“認編不認人”，當事單位與“吃空餉”者之間的信息往往是不對稱的。如兼職創業者的崗位多是遠離科室的基層中隊，閒時兼職，忙時上班，查時頂崗，部門內沆瀣一氣之時，單位只怕是睜只眼閉只眼，更甚者另雇他代替其上班。再如長期病假。是否符合病假條件、怎樣進行監督檢查等往往難以落實，造成部分人員利用醫療福利制度漏洞“吃空餉”。由於監督機制的缺乏，機關單位在人事編制和工資自查方面動力不足，甚至蓄意隱瞞。

人事不透明，編制實名也不管用

     2008年以來，各個地區和部門清查“吃空餉”的主要手段是實名制，意在控制人員膨脹、落實機構編制管理方針，確保實有人員與編制數量和財政撥付三者相匹配。實施伊始，各地確實查出了不少“蛀蟲”，但時間一長儘管已初見成效並被總結推廣。但是實名制也逃不過時滯性的硬傷。
       實名制面對在編不在崗者會出現政策失效，在廣大的基層中，由於績效統計的缺陷，在編脫崗者不難遁形；對於挂職混崗的“吃空餉”者也是鞭長莫及。更何況，生病住院是“吃空餉”最普遍的表現形式，病假也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沒有健全的醫療鑒定制度相輔，風險小、難度低，這種方式最受人歡迎。編制實名制處於編制審批的下游位置，難以實現科學配置執政資源的目標；部門間權力分割引起利益衝突和協作壁壘，導致協作流程難以完成等。

濫用公權力，為己謀私很方便

     從新中國成立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吃空餉”不如現在這般猖狂。在計劃經濟的指揮棒下，集體主義的招牌或許能讓人們羞于“動嘴”。
       但在市場經濟的轉型中，行政官員公僕的形象漸漸淡去，必須參與市場行為的個體公民和為人民服務的公務人員，這兩種角色往往要面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利用公權力謀私利的原因自然不必細説。由於行政經費按‘人頭’撥付，人不在單位上班，每月的辦公費照撥不誤；另外就是所得“餉銀”並非都落到當事人的袋中，不少是被單位挪用。在大多數地方實行辦公經費財政包乾、各單位“小金庫”林立的背景下，單位對於外出人員的經費無需對上級負責，更不會有著如同美國《官員出行條例》般的嚴格限制，不少人就與單位串謀“吃空餉”，利益均沾。

英國：整頓財政，樹立公務員制度雛形

     英國在溫和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形成了現代公務員制度。1780年到19世紀初，英國文官系統進行第一次改革。據《南風窗》報道，當時“文官薪俸參差不齊，收入多寡不等，實職、虛銜和幹薪並存等”問題普遍存在；文官錄用無常規可據、任憑要人指定、文官系統腐敗、瀆職和低效。
       財政混亂引起了世人的批評，下院就此督促政府成立專門委員會提出改革措施：廢除閒職幹薪，裁減冗員，明確職守；實行統一的等級薪俸制，廢除額外收入；實行統一的退休和退休金制度……政府也通過了一些裁撤冗員的法規：政府通過議會立法直接清除了關稅和土地稅等部門中的一些閒職；將文官薪金由政府各部自籌自管改為議會核定。空餉問題歸根結底是財政問題，只有實現財政民主化，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

日本《定員法》嚴格規定公務人員人數

     有法可依是所有財政制度推行的基礎，戰後，日本先後頒布的調整行政編制的法律、法令及各種法規主要有；《內閣法》、《國家行政組織法》、《行政機關職員定員法》等有關行政組織法規共40余個為限制公務員數量提供了法律根據。
       日本各省廳也規定了相應的《定員令》，以國家統一的總定員法為基礎．具體確定部門行政人員編制的原則和數量。對公務員的定員人數，由法律嚴格規定。1969年的定員法規定職員的最高限額為506571人，不得有任何出入。各部門官員數字的調整需由總理大臣將內閣做出的預算交由國會審議。而政府公佈的手冊也詳盡記錄了每個部門的人數，以便民眾監督。2000年8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制定了《廣東省行政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但這些規定仍然過於粗糙，尤其沒有人員定額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