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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一夢——被收編的夢想
4月24日，教育部向廣東省政府發出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學。同時要求該校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辦學，遵循國家基本教育制度。此前，南科大在未經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情況下，自主招收了40多名學生，並且這些學生放棄了高考。現在南科大終於有了名正言順的身份，然而，這對為改革而生的南科大來説，究竟是突破還是敗退，尚需拭目以待。[詳細]
第251期
- 20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 中國網絡電視臺評論頻道出品
- 責編：馮超
南科大的出現一直貼著教改的標簽
2007年，深圳特區政府開始籌建南方科技大學，決定參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學，計劃將其建設成為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特區和教育改革聯絡起來，註定南科大的就是為改革而生。而後，經過歷時一年的全球遴選，朱清時從200多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2009年教師節，正式成為南方科技大學創校校長。
南科大一系列籌備工作的確是在走不尋常之路。朱清時承諾，南方科大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都將是世界先進水平，即使基礎課，也都請最優秀的大師級人物來講。從全球遴選校長，到高薪聘任知名教授學者，“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授學位”，一些列口號及舉措無不與教育改革應對，社會對南科大寄予希望，也懷有質疑，但南科大肩負起了為高等教育改革探路的重任。
而內憂外患的阻力註定改革路不暢
怎樣建成一個好大學？這個問題恐怕朱清時也沒有準確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教育改革阻力重重。從籌建之日起，南科大的符號意義就非常鮮明，面對高校改革困局，公眾既把南科大看做有無突圍可能的標誌，又更希望從南科大的改革中，探索政府、社會、大學三者的關係。
從內部層面來看，南科大雖然打著“一步到位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但其籌備工作是在不斷遇阻中展開的，從教學場地、員工工資，到管理體制、教學規劃，都是在探索，“特批”這個詞也伴隨南科大改革。外部層面，南科大是由政府主導的，但國外經驗表面，政府出錢並不意味著行政化，南科大的改革，其實也是在進行著一種博弈，政府對這樣的先行軍必然保持謹慎，而大學又想有更多自主，但很多舉措的實施又不得不依靠政府。而社會的認可才是改革成功的依據，南科大按自己思路冒險招生，第一批45人是其寶貴成就，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已經認可，45個“小白鼠”依舊前途未卜。建校的複雜性以及政府和社會的阻力或隔閡使得改革註定不暢。
終獲“轉正”讓教育改革得以為繼
對於一個為改革而生的學校來説，南科大籌建四年，才獲得教育部門一紙批文，招生資格姍姍來遲。政府的表態，一方面是對南科大改革的肯定，也表明南科大在現有體制內，騰挪空間有限。但不管怎麼説，既然有了正式招生的資格，改革可以真正啟動了。
教育部發言人續梅説：“對創辦南方科技大學並進行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積極支持的態度。”然而，隨後續梅在記者會上再次談及南科大時，雖然依然重申“大力支持”，卻意味深長地説：“任何改革首先要堅持依法辦學，要遵循國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後來經過爭取，教育部允許南方科大與中科大聯合招生，這已經是為改革試驗開綠燈——以往，尚在籌建階段的學校，連聯合招生的資格都沒有。南科大的改革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之中開展，但不管怎麼説，具備正式招生資質是最基本的，否則，進一步改革無從談起。
想要自主招生，卻未能避開高考命門
朱清時説認為，少年班是中科大最成功的模式之一，少年班招收高二的學生，跳過了高三的強化考試，即避免學生由於備戰高考受到不良影響，而南科大也要借鑒這一經驗，挑選真正的人才予以培養。
但面對首批45名學生被要求參加高考的尷尬，朱清時的模糊表達，無疑表明他承受了巨大壓力，外界看來，參加高考意味著妥協，意味著失敗。南科大自然也清楚，雖然最後他們拒絕了政府要求其參加高考的“好意”，45個學生的命運很可能被高考左右，學生潘登説：“我覺得説白了就是教育部門在反對我們的改革。”學生程齊家則認為：“如果參加高考，就是對改革的背道而馳。一旦高考這個事發生，就意味著這場改革被顛覆了。”
而今年的招生，據分析，南科大已經失去了考前自主招生的時機，自主招生與高考脫鉤可能性已不大。如果通過高考招生，究竟是向體制投降，還是變通？
想要教授治校，卻必須配備官員理事
在朱清時眼中，“行政化”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嚴重弊病。為了“去行政化”，他決定利用特區立法權，以現代大學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學條例》，為學校以“教授治校”運轉保駕護航，但南科大自己的管理規章遲遲未出。
2011年7月16日，南方科技大學召開首次理事會。出席南科大首屆理事會的20名成員中，一半是廳局級以上官員，由深圳市市長許勤出任理事長。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關於“政校分離、管辦分離”的要求，南科大建立理事會作為學校的外部治理機構。理事會是學校最高決策機構，審議和決定有關學校的重大問題。作為擁有辦學自主權的學校，副校長應由校長提名，理事會任命。但由官員佔多數的理事遴選，再交給校長提名，等於校長的提名權被架空了。朱清時以前跟政府達成了協議，讓政府派兩位行政副校長，但副校長險些有了行政級別。去行政化似乎並不完全成功，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改革所必須妥協的，但這也有回避改革重點的嫌疑。
想要自授學位，卻不能逾越相關規定
教育部批准南科大的建校通知中説明，“南方科技大學應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辦學，遵循國家基本教育制度。”“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及其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准公佈。”
在現有制度下，自授學位是《學位條例》所不允許的，通知特別強調“學校新專業的增設和專業結構的調整，應按照我部有關規定辦理”的描述，也表明南科大在專業及學位上的自主性大減，自增專業或自授學位之舉都會涉嫌違法，南科大很難越過這一點，改革陷入僵局的風險加大。
究竟是不是“招安”仍待觀察
當然，在法律意義上，南科大剛剛建立，我們不能斷定其改革探索的失敗，真正的考驗剛剛開始。判定其成敗與否要對比建校初衷，看其是否履行了當初的諾言。從現在的情況看，南科大的改革總體上是是一種進步。
如果南方科大按照現行制度，從專科開始辦學，升到本科，再一步步申請碩士點、博士點，要辦成一所研究型大學，至少要二三十年。但我們可以看到，南科大雖然沒有一步到位，但的確是各種“特批”的寵兒，8000在校生的招生規模也符合當初規劃，南科大已經逐漸成型的教育理念和師資力量也的確不可小視。現在南科大成為合法的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機構，已經具備進一步的改革基本條件，南科大的自主權正在發揮作用，但只有達到用自主權撼動制度變革，而不是止于依靠與制度相斥的“特批”，才能説明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緩慢並非都是政府的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説，南科大還是被行政化了，但現在看來，這是有正反兩方面作用的，並且南科大改革緩慢並非完全是體制障礙，其實與其自身改革理念或具體措施的偏差也有很大關係。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曉原、李澤湘、勵建書被邀請為南科大籌建團隊核心成員，但三人由於朱清時校長在辦學理念上的分歧，于2011年初先後退出。
他們的退出也暴露出南科大自身的一些問題，南科大的管理團隊不夠完善，學科框架和學術團隊也定位不明，內部管理規章制度與問責機制尚沒有到位。負責人鼓勵學生“反對參加高考”，以及“高校去行政化”、“教改實驗班” 等口號與改革的實際不甚符合，更像是被輿論裹挾，博取公眾非理性的同情。這些問題並非是外部阻力，而是南科大自己需要反思並可以加以改善的。
妥協或是以退為進 要予以包容
就像深圳的改革開放進程一樣，教育改革必然也是在妥協中謀求突破的，南科大被批准後，朱清時説：“這是南科大建校史上特大的事情，很值得高興”。南科大籌建時時喊出的去行政化口號寄託了太多人的希望，高調辦學、自發文憑、拒絕參加高考等行為，雖然為南科大賺足了人氣，但也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舉一動被過分誇大。
畢竟南科大的改革不可能完全擺脫現有教育體制。尚在起步階段的南科大想要直面衝擊，無異於以卵擊石，雖然南科大效倣西方高校設立理事會，但它的存在更多的是為了獲取辦校資源。南科大初使辦學，最缺的是資金和政策支持，而這些都依賴於政府。改革若要持續下去，都以學校得意存在為前提。為避免學校夭折，將理事會的半數席位留給官員，正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暫時的妥協不等於失敗。
可能南科大的每一個決策都飽受爭議，但就在這種爭議氛圍之下，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氣象才有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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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南科大改革，無論是壯心不已的朱清時，還是意氣風發的學子，以及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關聯方，都在承受社會方方面面的壓力，但這些壓力，源於中國全體民眾的企盼，教育改革，已經讓我們等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