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呼籲早已有之

      對於學生營養的問題，政府和社會早已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一直在探索相關計劃。80年代，學生營養計劃在一些城市試點；1999 年2 月11 日, 江澤民總書記在北京視察工作時提出推廣學生營養餐計劃；2000年，由農業部&&，教育部、衛生部、質監局等七部委聯合推行的國家學生奶計劃，歷經十年起伏後，被寄予“一杯奶強壯一個民族”國民夢想的雄心計劃，相關部門互相推諉，企業沒有積極性，中國大部分公眾營養計劃的慘澹命運。200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改善農村學生營養”再次被提起。

民間公益的探索為此鋪路

      2011年4月，鄧飛利用微博這一最快捷的傳播工具，以“500調查記者”的名義聯合發出倡議，捐出3元錢，給貧困小學生提供一頓“免費午餐”。每選擇一個捐助學校，鄧飛都會和當地媒體的同行、志願者一起前往實地採訪、考察，然後將學校的實際情況通過微博公布於眾，免費午餐計劃得到社會廣泛響應，影響力很大。第七屆中華慈善獎擬表彰名單昨起在民政部官方網站首頁公示，“免費午餐”計劃，入選“最具影響力慈善項目” 。
       2011年10月26日，國務院決定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2011年，國務院決定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決定從2011年秋季學期起，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在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開展試點，中央財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標準，為試點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

地方政府不積極，資金到位難

      營養改善計劃資金落實上，由財政直接補貼的資金逐層下撥到學校似乎並不順暢。廣西財政廳去年年底下撥補助，3個月後，那坡縣財政局撥款給教育局；期間，學校只能賒賬供餐，那坡縣會比其他縣晚了近2個月，一位財政系統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解釋説，縣級財政國庫是一個大盤，裏面會有各式各樣的項目撥款，著急使用的項目，就會被立刻撥款，而不著急的項目撥款會先被“挪作他用”。
      出現這種情況，與教育經費在財政體系的地位有關。從財力分配來説，國家預算首先在類級支出中分配，然後依次在款、項、目級中進行再分配，教育經費為國家預算的第二次分配。從財權來説，包括預算的編制，經費的分配權和管理權，教育事業費屬於財政部門，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屬於計劃部門。經費由財政部門撥付給教育部門，再由教育部門撥付給所屬學校，在現行體制下，教育經費預算等級較低，教育的事權屬教育部門，教育的財權屬財政與計劃部門，教育經費預算數量相對彈性較大，缺乏透明度，資金落實效率是個大問題。

企業産品進入午餐質量不能保證

      營養改善計劃要靠企業支持，食品從合作企業採購，通過招標落實食品，但是招標或許會出現問題。據報道，記者先後聯絡安徽、青海、貴州、廣西等多地試點縣的教育局，不少學校都採用所謂企業供餐形式，給孩子們採購零食，營養改善計劃的初衷自然不等於給孩子們買零食。
      近日，貴州織金縣發生小學生食用標稱“蒙牛酸酸乳”疑似集體食物中毒事件，一度有86人送醫院治療。據《東方早報》報道，此事也是營養改善計劃實施中出現的問題。孩子們飲用的是“蒙牛酸酸乳”，但中標的是一家名為“山花牛奶”的企業，媒體調查發現，蒙牛涉嫌冒用當地“山花牛奶”的名義參與競標，甚至其自身原本所從事業務也非牛奶，而是文具。
      而廣西這個小學的招標中，每杯水牛奶招標價格是3元。記者聯絡南寧、田東縣等同一品牌經銷商，兩家經銷商同時表示，該款牛奶的批發價是每杯2元。3元的營養補助，被供貨商賺去1元。

缺乏專業營養師和營養知識

      將什麼樣的産品採購給孩子們食用需要專門的營養知識，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據報道，“蒙牛酸酸乳”只是含乳飲料，而非牛奶，據調查，含乳飲料在營養成分表中，大部分産品的蛋白質含量僅在1-1.3克/百毫升之間，最低的甚至只有0.2克/百毫升左右。廣州乳業協會會長王丁棉對記者表示，含乳飲料只能稱為“飲料”，營養價值遠低於牛奶。
       零食當作營養品，營養價值低下。除了採購價格等原因，中國普遍缺乏具有專門素質的營養師和營養知識的普及。由於缺乏正確的營養知識指導，營養過剩和營養失衡等問題日漸突出，將學生營養配餐政策納入教育部門和學校的工作職責範圍，將營養配餐作為績效考核指標之一，同時建立健全學校營養講師及配餐師隊伍十分迫切，不過再現行實施制度下，這似乎並不容易。

能否走出“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思維定勢

      從世界範圍來看，一個覆蓋地區如此廣泛的營養改善計劃，大致有三種運作模式：地方政府和學校全盤接手；中央政府招標採購，交給專業的社會組織來做；政府和民間組織一起合力運作。
      現在營養計劃採用的是“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第一種模式，中央政府主導，對地方政府逐層下達，各級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合作程度與否，決定了實施的效率，企業只是投標參與的最後環節，這種模式在我國制度運行的各個領域都不鮮見。其他的社會單位、部門包括個人、慈善組織其實都可以來參與，營養改善計劃要想兼顧效率和公平，不能搞“關門慈善”，必須讓社會力量為自己，以開放的姿態，接受普通公眾和民間組織的監督，充分激活社會善意，提高關注度，才能真正將好事辦好。

能否讓輿論監督到“有關部門、相關機構”

       要順利實施該計劃必然需要政府部門有專人負責實施，但公眾對此卻並不了解，在媒體公開中，“有關部門”、“相關機構”的表述很是模糊，雖然初衷不是阻止公眾的享受知情權，但這是政府部門對信息公開不積極的思維定勢所致。
      輿論監督是個空泛的概念，在我國的輿論監督生態下，政府不妨先行一步，在計劃實施過程中，制定相關配套的輿論監督機制，使不積極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對媒體和公眾。

能否讓民間NGO發揮更大作用
      國家積極參與這種公益活動值得肯定，160億的營養改善計劃，對全國來説，其實是杯水車薪的，再加上制度結構和層出不窮的問題，160億必然要打折扣，這種公益領域並非國家擅長的領域。
      與政府機構不時受到效率低下、機構臃腫、手續繁瑣的指責相比，非政府組織（NGO）在公共事務管理方面具有靈活性、多樣性、創新性等優點。有研究表明，扶貧“八七計劃”期間，參與扶貧的NGO與準NGO扶貧貢獻率達到20%～35%，項目成功率、資金回收率基本上在90%以上。非政府組織的扶貧能力越來越引起社會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