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什麼認為記者是高危職業

2月22日，兩位戰地記者被證實在敘利亞喪生，輿論一片譁然，在對這兩位英雄記者表示哀悼的同時，“記者是高危職業”的判斷再一次此起彼伏。記者真的是高危職業嗎？在中國，記者真的算不上高危職業，但卻有很多人認為記者是高危職業，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認知落差呢？[詳細]

遇難的著名美國戰地記者瑪麗科爾文

第213期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中國網絡電視臺評論頻道出品
責編：喻濤

從世界範圍看，記者行業有一定風險

     每年，幾個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以保護記者權益為目的）都會給出他們的統計數據，各組織的數據雖略有不同，每年全世界殉職的記者為100人左右。以去年為例，就有三個不同的統計數據。“新聞問題運動”組織的統計是，2011年至少有106位記者被殺害；“記者無國界組織”的2011年年度報告則顯示，2011年全世界被殺害的記者為66名；“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統計是，2011年全世界共有43名記者被害。截至目前，“記者無國界組織”的統計是全球有5名記者遇難。
     北京外國語大學新聞學教授展江認為，從事記者行業確實有一定的危險性，記者殉職事件基本發生在兩類地區，一類是戰爭戰亂地區，另一類是處於轉型期的國家。這次遭遇不測的兩位記者，都是戰地記者，殉職在戰亂的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和伊拉克等都屬於第一類戰亂地區，2007年世界遇難記者一半以上發生在伊拉克，而伊拉克戰爭發生以來，至少有207位記者喪生於此。1994年百餘位記者殉職，一半以上發生在盧旺達，盧旺達大屠殺發生在那一年。
     在被稱為“記者的墳墓”的墨西哥，每年有十來位記者喪生。這些記者被當地毒販黑社會所殺害，他們揭露毒販的犯罪行為為其所痛恨。而墨西哥屬於轉型中的國家，新舊秩序青黃不接，許多毒販黑社會很是猖狂，政府卻無能為力。2011年，在墨西哥至少有這項統計的12名記者被害，與2010年一樣高居此項統計的首位。之前高居首位的國家，是同為拉美國家哥倫比亞，菲律賓、俄羅斯等國記者也是時有被害。

中國十幾年來無一記者因為職務行為被殺害

儘管中國同為轉型中的國家，但在記者人身安全方面卻比其他國家好很多。21世紀以來的十幾年，公開報道的記者因職務行為所導致的綁架、重傷、暗殺致死事件一宗也沒有。去年轟動一時的河南洛陽電視臺記者李翔被害案，人們一開始懷疑與其關注地溝油遭報復有關，然而案件偵破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2007年1月9日，《中國貿易報》山西記者站一名新近入職的叫蘭成長的人在大同市渾源縣一煤礦被人打死，一開始許多人認為“記者”蘭成長因從事輿論監督而殉職。但實際上他不是去做真正的採訪、而是為報社創收引發衝突身亡的。2010年6月24日，時任《財經》雜誌編輯的方玄昌當晚在回家途中遭襲，這是因其學術打假遭華中科技大學醫學院泌尿外科主任肖傳國指使他人報復。但方的傷勢並不是很重，更無生命之虞。還可以列舉出很多記者受害的事件，比如南都記者被砍手指事件，實際上卻是其前女友雇兇所為。或許幾天前前往朝鮮採訪的環球網記者因病而逝可以算一例，但其死亡與職務行為很難説關係有多大。

在中國，記者根本不是高危職業

與同樣的轉型國家相比，中國記者的人身安全好很多，十幾年無一人因職務行為被殺害，算不上高危職業。有人説，記者是除了軍事職業和礦工外，最危險的職業。這個判斷很難成立，就拿卡車司機來説，每年十萬司機中因車禍死亡者達43人。高空作業的民工也是個危險的行當，間或有民工墜亡的報道，雖無具體數據，其危險性顯然不是記者能比的。
另外，中國最著名的揭黑記者王克勤的職業經歷也能説明些問題，因為從事調查報道，王得罪很多人，曾有人揚言出500萬買他的人頭，但十幾年來，王克勤的人身安全幾乎未受損害，唯一的例外是在山東臨沂受了點輕傷。與類似國家的記者面臨職業風險相比，中國記者算不得高危職業。與其他職業相比，中國記者也算不上高危職業。中國最著名的揭黑記者十幾年未受人身傷害。結論就是：在中國，記者根本算不上高危職業。

戰地記者常常犧牲在戰場。

中國著名戰地記者閭丘露薇，她被譽為“戰地玫瑰”。

把工作中遇到困難與職業危險混淆

事實表明在中國，記者不是高危職業，這並不等同於説記者是個輕鬆的活，在工作中，記者會遇到各種困難。比如，被採訪者不配合甚至不接受採訪，政府部門通過各種手段阻擾採訪等等。這些困難都是客觀存在的，但從事各行各業都會遇到其特有的困難，克服困難的技巧和能力正好顯示出一位記者的水平。
很多人把記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困難當成記者是高危職業的論據，這顯然是把工作中遇到的困難與記者職業高危混淆了。這種混淆很大程度歸功於媒體自身的渲染。

媒體對記者遇麻煩有聞必錄

“記者採訪受阻，XXX竟打記者”之類的標題時有見諸報端，而且是頭版加配大圖片處理。基本上，只要記者與人發生點小衝突，都能做類似處理，也不管當時記者自身有沒有錯。媒體如此突出報道，自然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正義感，為捍衛公共利益在所不惜。然而，事實或許沒那麼簡單。這樣的處理很容易博得普通百姓的好感，討好百姓發行量可能會往上漲，背後的廣告效益跟著也會漲，這樣一算，這樣的處理就成了一筆保準不賠的好買賣。
媒體為了彰顯自我的正義感以及背後的利益動機，把記者構建成一個總是遇到各種或大或小的風險的危險職業。媒體的報道總是選擇性的，是對現實世界的“斷章取義”（沒有貶義），是現實的一個切面。媒體喜歡報道一些聳人聽聞的趣聞軼事，黑幕醜聞，娛樂八卦等等。所以，媒體構建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往往有較大反差。在媒體的構建中，記者就是一個高危職業。

轉型期民眾對記者的標簽化認知

     民眾對於記者的認知，兩種較為常見。其一是認為記者是良心的守望者，正義的伸張者，嫉惡如仇打抱不平。與此完全相反，另一種看法是記者不過是收紅包的，成天有事沒事敲詐企業唯利是圖的偽君子。
     許多深處底層的民眾因為各種原因上訪無果，往往會去報社找王克勤一類的好記者。王克勤是其代表，很多調查記者亦是這樣自我定位的。幾乎所有市場化媒體每天要接待一些遞材料的民眾，他們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媒體。王克勤專門安排實習生每天接待來申訴冤屈的各地民眾。於是，很多人都把王克勤這樣的記者當做救世主一般，並把這個認知推及整個記者行業。
     認為記者是敲詐者的人，往往本身受過記者的敲詐或者身邊有人經歷過。有一位企業家發微薄表示，自己辦企業十幾年，從來沒遇到過黑社會的敲詐，倒是是不是有些記者上門索要錢財，否則揚言要報道企業的負面新聞，幸好自己的企業正規。確實，有許多記者假手負面新聞，四處搞有償不新聞，即給錢就不報道負面新聞，有的是為了自己謀利，有的是為了報社創收。甚至有些根本就不算記者的人也謊稱自己是記者，到發生礦難的煤礦去領“封口費”。
     在這樣的認知下，認為記者極好的會覺得記者要伸張正義必然會路途凶險多多，自然高危；認為記者極壞的會覺得這樣的敲詐者理應四處挨打才對，而且真該打。事實上，與其他行業一樣，記者這個群體是複雜的，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要用標簽來描述所有記者是做不到的。記者承受了太多承受不了的東西，結果或被神話，或被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