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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包含著臨終關懷理念的《桃姐》悄然走紅,桃姐晚景淒涼的鏡頭讓不少人為之動容;不久之前,一名上海教師發表給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公開信講述了其父在臨終前屢遭拒絕治療的遭遇,俞正聲回信也認為要在癌症晚期病人關懷上爭取制度有所前進。臨終關懷發軔於人道主義的光芒,構建制度固然重要,但並不僅限於此。 [詳細]
第220期
生命的質量和生命的長度同等重要。臨終關懷即指主要針對臨終病人死亡過程的痛苦和由此産生的諸多問題,為病人提供溫暖的醫療環境、堅強的精神支持和親密的人際關係,幫助病人完成人生的最後旅途,並給予家屬關懷和安撫的衛生醫療服務。
護理學教授Karen Kehl在《走向安詳:對於善終概念的分析》的文章中依次列出優雅離世的幾個特徵,包括感覺舒適、能掌控、有結束感、充分享受親友關係並有家人參與護理。而如今的醫院做到這些很難。上世紀後半葉,發達國家曾興起“臨終關懷”新醫學分支,著力改善走向盡頭的生命的質量,緩解病人的痛苦。如一些歐美國家規定,對特定患者可無限量提供杜冷丁等強力止痛藥物。
據報道,由於許多家屬堅持對重症病人進行續命治療,因此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浪費。許多醫院即便有空余床位,收治晚期癌症病患的動力也不大:一是治愈希望極小,二是普通家庭不能長期負擔高價藥品。從醫院和醫務人員投入産出看,付出更多精力照料癌症晚期病人,療效和收入甚微。但對於臨終關懷來説,所選用的藥品多為相對便宜的緩解病症、減輕疼痛的藥物;相比于進行化療等治療的病人,其對病房、床位等資源的佔用更為合理。
據美國1995年的研究顯示,用於臨終關懷的每1美元醫療保險支出可以節省1152美元的醫療保險費用。節約來源是病人的治療費、藥費、住院費與護理費。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臨終關懷病人比不用臨終關懷的人少用2737美元。
目前我國提供臨終關懷服務的主要以醫療機構和養老機構為主,而全國開展臨終關懷的醫療機構、養老機構僅有150家,容量極其有限。以青島市為例,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為21.6萬,佔總人口的2.84%。80歲以上老年人當中,大多數人都已經病魔纏身,生活處於半自理甚至完全不能自理的狀態,需專人照料。但目前青島市以臨終關懷為主的機構卻僅有兩家。據報道,在寧波某養老機構,從2006年開始養老就需要提前預約登記,1050個床位,只有5個用於週轉,但預約登記的老人超過了1000人。排隊的時間,將長達十到二十年。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現存模式幾乎還沒有在佔全國人口數目75.3%的農村居民中展開;多達2億的流動人口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此外,從醫療隊伍供給上,臨終關懷需要的是全科醫生,而國內全科醫生嚴重不足、水平有限、教育培訓尚未形成規模,心理治療隊伍則更為薄弱。
據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入口16714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2.5%,其中,失能老人已經達到940萬;而隨著健康事業的發展,人口老齡化加快的同時,我國老年人口“高齡化”的態勢引人注目。據調查,目前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為1300萬。專家預測,到2020年,我國的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8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3067萬人,佔老年人口的12.37%。在經濟尚不發達之時,老齡化率先“撞線”,顯然不是好事情。
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呼吸系統疾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心臟病,這四種疾病均為排名前四位的死因,且均與年齡相關,年齡越大患病幾率越高、治愈的幾率就越低。有專家曾做出預測:到2020年中國有3/4的死亡與老年病有關,死因的順位對臨終關懷事業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國負責老年人工作的政府部門,主要有老齡工作委員會、社保部門和衛生部門。但現在來看,臨終關懷事業多由地方醫院自主開展,並無同統一的行業準則。據《寧波日報》報道,寧波曾有社區衛生服務站“曲線救國”:在服務站點裏開設老年病床。一切準備妥當,但因物價審批沒有這個項目,最終只能套用其他項目。可套高了患者難以接受,套低了連水電運營成本都不夠,更不用説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了,最終只好放棄。
1982年,美國在醫療保險計劃中加入臨終關懷內容,為病人享受臨終關懷福利提供了財政支持。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臨終關懷機構已達到1800多所,分佈在全美50個州,每年有14萬餘人接受臨終照護(同樣無法滿足全國的需求)。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但保障內容只限于看病就醫。剛剛結束的兩會上,人大代表張鳳寶建議,在醫保中增設“臨終關懷”險種,促進我國臨終關懷事業發展。
臨終護理對於從業人員的要求要比普通的醫院護士、養老院人員要高出很多。據1997年統計,香港臨終關懷中90%為癌症病人,45%死於癌症的病人獲得善終服務。在香港,從事臨終關懷的護士被稱為“握手護士”、“握手姑娘”而倍受尊重。
據《中國老年學雜誌》的文章,目前臨床上接受過臨終關懷系統理論學習者為數甚少,護士在學校接受的是怎樣滿足病人“生”的需要,而對“死”的需要學習的很少。臨終關懷使病人以醫療為主的治療轉變為以護理為主導的照護,護士無論從理念上還是技能上都感到難以應對。
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院內護患之比為1.3~1.6:1,我國目前醫務人員極其缺乏,院內護患之比僅為0.3:1,而志願者參與卻非常少。對大量臨終關懷對象調查顯示,僅有5.3%的關懷對象接受過志願者幫助。
中國傳統的養老方式,除家庭養老外還有工薪階層的“單位”養老。“單位”養老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形成的,主要適用人群是指各種國營企事業單位職工,單位把工薪階層的生、老、病、死、葬、住等方面的需求統包起來。這種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到來,已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工業化、城市化加之“人口觀”的轉變,人口數量、質量的控制,導致家庭中的子女數急驟減少,引起家庭結構的變化。不久人們將無法回避這樣的現實——一對青年夫婦除要照料好女子外,還要侍奉雙方的4位老人。時間、精力、金錢等因素都將成為廣大普通家庭的養老負擔,推廣臨終關懷事業的有其合理性。
“孝”的觀念在中華民族文化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但一旦納入臨終關懷體系,護理機構就要求病患及家屬明確放棄治愈性治療,以安詳寧靜地走完人生為目標,藥物也以鎮靜、止痛為主,病患及其家屬須接受事實。
現實中,我們常可以看到類似的鏡頭:家屬一再央求醫生想盡辦法延續病人的生命,而當病人死亡,家屬不是沉浸在悲痛中,就是開始找醫院的麻煩。如何讓人平靜地接受這個無法逆轉的事實,我們的孝道沒有答案。家屬無望地耗盡家財,去拯救一個痛苦的生命,對病人對家人都是折磨,難道折磨就是“孝”的最佳體現?
百行孝為先,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我們的社會觀念是:如果子女到了老人臨終的時候,不能夠親自去侍候和照顧,這是不孝子孫,不孝兒女,如果把老人送到臨終關懷機構去,就是不孝。
讓人有尊嚴地離去,就要正確看待死亡
《廣州日報》報道,記者發現,很多腫瘤、癌症患者家屬都手足無措。面對親人時日無多,他們既忌諱談到死亡,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好。面對生,國內的教育給我們指出了許多條路,但面對死,我們卻總是強調“死”之於社會、他人的意義,對自己意味著什麼,總是不願談及。
美國蘭德中心臨終關懷汁劃主任喬安娜•韓認為:“我們必須改變對待死亡的態度,使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以幾工呼吸帆、心臟起搏器、血液透折和鼻飼等方法來維持朝不保夕的生命,而採取舒舒服服地過上幾天開心日子的方法來結束自已的生命”。
多年前,電視臺曾報道上海一家臨終關懷機構的專題紀錄片,一位晚期癌症患者,丈夫和臨終關懷人員想盡辦法讓女病人最後的每一天都生活在幸福中,重溫結婚紀念日、回顧人生的美好時刻,最後,癌症女病人在生日的祝福中,了無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與國外相比,我國只有極少部分學校開展了死亡教育和生命倫理教育課程,遠沒有達到普及。減輕死的痛苦,對逝者來説就是最大的尊嚴,對於死亡,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當然,如何度過最後的時光,決定權在於病人本身,對於生命是否應該延續這種嚴肅的問題,更應該尊重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