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為何管不了大學學費？

據中新社報道，臨近大選，奧巴馬開始指責美國高校學費越來越貴，還提議改變聯邦政府給美國高等院校撥款的方式，但從中也能看出總統先生的無奈——政府只能減少對高校的撥款，卻無法命令各大學降低學費。學費定多少，由市場決定由學校自決。而政府能做的，只是“掏錢助學”這麼簡單。 [詳細]

總統放話説，大學學費太貴了，的確，據資料顯示在美國，兩年制公立大學，學費平均一年2000美元，四年制公立大學為5400美元，私立則為28300美元。其中有12.6％的私立大學，學費超過3萬美元；有37％的公立大學，學費超過9000美元。
與此同時，美國的中等家庭收入，在5萬美元上下。如果只看這些數字，上便宜的四年制公立大學，僅學費一項就超出一個中等家庭收入的10％。如果加上將近1萬美元的生活費，一個大學生一年消耗一個中等家庭將近1／3的收入。如果這樣來看，美國的大學學費的確不便宜。

不貴，學生有多種方法獲得資助

奧巴馬認為，現在的大學教育貸款過多，學生畢業後也無力償還。事實上，“高學費、高資助”一直是美國大學所貫徹的指導方針。據《經濟學人》的報道，在美國的大學裏，20％的學生來自在貧困線上掙扎或在貧困線之下的家庭。而美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12％，在孩子中佔17％。可見貧困生上大學基本沒有財政障礙。
以2003-2004學年度為例，美國從聯邦政府、州政府到學校、私人慈善機構給學生提供的各種資助達到1220多億美元。在校學生總共有1646萬多人，平均到每個學生頭上，就有7400多美元，遠遠超出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而真正得到資助的學生，特別是貧困生，平均拿到的錢要比7400美元高得多。因為有許多學生來自富裕家庭，並不需要資助。

貴還是不貴，在於學生自己

當然，資助的效率固然重要，但機會的公平同樣不可忽視。美國人上大學，先要算一下“預期的家庭貢獻”。把家庭收入、人口、財産、債務、居住地以及所上的學校和費用等輸入電腦，換算的結果會告訴你應該為孩子上大學付多少錢。如果結果為5000美元，大學學費、生活費等是25000美元的話，剩下的2萬元就由學校或其他機構用各種資助的形式填補。
但以NBA球星巴蒂爾為例，出身於中産家庭的他並不會為杜克大學（私立名校，學費不菲）的學費擔憂，同樣，他也不會享受到學費補貼（籃球特長生獎學金除外）。而那些不好好讀書的學生，哪怕是出身寒門，經濟資助也得讓給別人。政府出資資助唸書，哪怕是在美國，拿不拿得到這筆錢，也和自己的努力程度成正比。

2010年，美國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政府削減教育經費。

美國的教育多由市場主導

美國的教育市場可謂最為成功的市場之一，一個大學怎麼辦、教什麼，均由當地的需求決定。無論是斯坦福之類的名校還是水平一般的公立大學，亦或社區學院，大學存在的目的就是滿足各個層次大眾的求知需要。美國大學的董事會中，來自金融、宗教界的外部人佔比較大的比例，也可以説是“外行管理內行”。董事會的作用就在於迫使大學要反映社會的需求，大學不能夠關起門來只搞學問。因此，大學的學費也多由學校自己制定，各州政府起到的作用其實很小。
美國大學施行公司制的管理，學校經捐贈、學費等途徑所得的資金，會交由專人打理進行投資。近幾年金融危機期間，各個大學投向金融行業的錢都打了水漂，從富可敵國的哈佛大學，到小型文理學校，盡皆損失慘重。

但並不意味著政府不管學生

雖説美國的大學教育，隨處可見金錢的身影，但政府絕不是對公民受教育的權利放著不管。美國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是其一年GDP的2．7％，而歐洲僅1．1％，美國政府對教育管的還真不少。這比數額不菲的經費卻並不是撥給各個大學的，政府出資助學，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構建公平有序的教育市場。
據美國薩福克大學助理教授薛涌介紹，如果直接把經費撥給大學，一些重點大學獲得了多得出奇的經費，別人根本無法與之競爭。於是，其他大學為了吸引政府的眼球、搶佔獲得大量財政撥款的地位和資格，就會不惜工本地上大項目、創大牌子。這樣競相“尋租”的結果，是使各大學過分投資，哄抬教育成本，最後把貧困學生擠出高等教育。相反，把錢直接交給學生，讓學生“採購”大學，各大學要挖空心思低成本、高質量地培養學生，市場的競爭導向完全不同。

只掏錢、不管理的模式很靠譜

美國各州雖有管理高校的權力，但一般也只有高校設置審批權、董事會成員任命權和經費預算權等。另外，各州還對人才需求進行預測，為高校提供信息服務，對高校內部的事務一般不予干預。因此，即便是總統發話，降低學費也絕非政府一廂情願。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教育券”的發明人弗裏德曼指出，政府在教育中有三個功能：1、立法實行強迫性的義務教育；2、在財政上資助學校；3、管理學校。在美國的高等教育界，第三點功能被選擇性刪除，政府只掏錢助學，並不插手管理。比如Pell Grants——聯邦政府資助低收入學生的最大獎學金，拿到這筆錢的學生，只要到一個學校註冊，錢就會撥到學校的賬上，學校必須在14天之內把錢交給學生，否則就犯法。

2010年，據耶魯大學公共事務辦公室網站1月4日消息，耶魯2002屆畢業生張磊已經承諾，將向耶魯大學管理學院(SOM)捐贈8888888美元。張磊本科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

降低學費的訴求，更有助於教育平等

在美國《高等教育法》中，貫穿著政府如何促進高等院校適應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要求、如何保障教育機會平等的內容。為此，美國政府和高校以保證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保證成本分擔下的高等教育公平為基本原則，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高等教育資助體系。
作為民主黨籍的總統，奧巴馬所代表的是“99%”美國人的利益，為了贏得其支持，自然要替民眾權利大聲疾呼。而事實也和他説的一樣，在未來十年中，美國60%的新職位將需要高中文憑以上的學歷。無論發言出於何種目的，華盛頓的政治多麼分裂，倡導教育平等，把青少年從毒品、暴力中拉回到課堂，都是永恒的話題。

政府管的少，給大學更多的自由

美國建國初期，私立學校達特茅斯法案的判決深入人心，普遍認為其深遠影響在於，私人團體和民間組織可以像自然人一樣獲得憲法的保護而免於政府的政治干預。而該案更為直接的意義則是，作為獨立法人的美國大學，不應受到州議會的影響，大學的獨立自治應該予以尊重。
大學自治誕生於中世紀“學者行會”制度，後逐步成為高等教育制度性內涵。“自治與分權”更是現代大學制度的主流選擇。儘管美國大學的“社會性”極強，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較他國更顯著，但其顯著的獨立性源於經費來源的多樣化，再加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使美國大學享有的自由比世界上任何主要國家的大學都要多。良性競爭與自治制度相互強化，形成了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

無行政化之虞，放開手腳做學術

在美國，大學就是大學（軍校除外），沒有“白宮直屬大學”、“紐約州直屬大學”等行政色彩很濃的標簽；更沒有直接管理的部門，也沒有行政級別。校長由董事會聘任並向董事會負責，在學術方面則受評議會制約。學校裏，董事會主要決定學校的大政方針、對外關係和學校的財政、資産等，而對學術事務甚少介入。校長可以靜下心來主抓學術、招生等事。
校長和其他教學人員也非官員，不用忙於迎來送往，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師途”和“仕途”。外行處理行政事務，內行們在“傳道授業解惑”的崗位上發光發熱，社會認可等世俗利益自然會隨之而來。沒有行政干預教育，多一些Sheldon一樣的呆子，對學生來説不失為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