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廠最早提出於19世紀

     “血汗工廠”（sweatshop）一詞最早于1867年出現于美國，最初用於描述英美國家製衣廠商實行的 “給料收活在家加工”的制度。這種制度大致出現于1830年到1850年之間。當時毛衣的生産是由中間商將工作分給家庭作坊式的個體戶（sweatshop）承包。這種制度下的工人往往具有較艱苦的勞動條件。1850年，查爾斯•金斯利在《廉價服裝背後的骯髒》中較早描述了這種狀況。在這種制度中，中間商似的存在使得小作坊的工人們保持孤立的狀態。這些工人不知道他們確切是為誰做工，因此也無法與僱主談判，而另一方面，中間人卻可以任意選擇把訂單承包給誰。金斯利斷言，中間商會儘量選擇諸如愛爾蘭移民、婦女或兒童以壓低工資。這種形式在人口快速增長，移民眾多的城市流行，如紐約、倫敦。
     後來，這一概念開始擴展到所有符合“工資低、強度大、環境差”這類描述的工廠中。20世紀初，泰羅制這種現代企業管理體系將整個社會的生産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當時卻遭到來自各方面的非議，工會和社會工作者説泰羅制把工人變成了奴隸，讓資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血汗。1911年，紐約三角襯衫廠發生火災，146名工人死亡。此事很大程度刺激了公眾神經。此後，隨著勞動法的不斷完善，“血汗工廠”越來越少。20世紀後期，有關“血汗工廠”的報道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血汗工廠”並不是一個明確的概念

     雖然“血汗工廠”一詞已經出現超過一個半世紀，然而它始終不是一個嚴肅、明確的概念。一般來説，“血汗工廠”中工人工資低，工作強度大，連續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不佳，甚至危害健康，同時還可能伴有雇傭童工、販賣或使用奴工等現象。不過這些描述並沒有嚴格的界限：符合其中的幾個條件算“血汗工廠”，“血汗工廠”工資低，那麼多低算是血汗工廠？例如，美國規定的最低時薪是7.25美元，然而這一標準放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就是中等水平的工資了。最近《紐約時報》報道中國的“血汗工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過於直接地照搬了美國人較高的工作和生活標準。
    

“血汗工廠”的狀況沒有那麼差

     説到“血汗工廠”，讀者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中的壓抑場景。事實上，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糕。以最近外媒大幅報道的富士康為例。紐約時報報道富士康員工每週工作六天，日薪不足20美元。按日薪20美元計算，月薪約500美元，折合3000人民幣以上——城市中下層上班族也不過如此。這還不包括富士康免費提供的住宿等。以為富士康員工説，“外面的工資還沒有富士康多，而且工作更累，根本沒有休假的，這裡一週還能休息一天，還有年假和帶薪假”。
     即使是其他的製造業企業，哪怕是富士康一半的工資額，也遠遠超過終歸法定的最低工資。在柬埔寨、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國家，那些被指責為血汗工廠的企業，支付給工人的平均工資是當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兩倍。——其勞動力的低價只是相對發達國家而言。
    

待在農村更沒有出路， “血汗工廠”改善了工人的狀況

     不僅如此，更應當指出的是，大多數在“血汗工廠”打工的工人，來自於農村。多數農村人放棄務農走向城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城市的工廠再累再苦，收入也比在農村要高。2009年，中國農村人均收入7115.57元，平均每月不足600元，這還是包括了不少農村較富裕地區和在外務工農民收入的平均結果。可見留在土地的農民收入何等之低，如果不是這些“血汗工廠”農民的生存狀況只會更差。有人採訪山西煤窯的童工（雖然這不太道德），他的日薪是40元，即使如此，這也高於農民的平均收入。
     在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的反血汗工廠活動也導致了負面後果。在孟加拉國，有一個由一家德國公司經營的幾個“血汗工廠”倒閉，導致數千在這些血汗工廠工作的孟加拉國兒童事業，轉向賣淫、犯罪，或餓死。在尼泊爾，地毯製造公司關閉了一些“血汗工廠”，造成數千尼泊爾女孩轉向賣淫。
    

廉價勞動力決定資本向這裡流動

     較近的關於“血汗工廠”的報道，普遍集中在發展中國家諸如越南、孟加拉國、洪都拉斯、印度以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這並不奇怪。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水平落後，工資水平較低，於是形成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企業家不用刻意壓價，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雇傭工人，於是投資者就樂意向這些地方投資，把大量的勞動力需求高的企業建設在發展中國家，以利用低價資源壓低成本，同時還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機會。
    

這也是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比較優勢所在

    即使不考慮外資，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出現“血汗工廠”也是比較自然的結果。任何個體在參與經濟活動時必然會考慮自身的比較優勢。例如，耐力好的人應該去比賽長跑而不是短跑。發展中國家由於先天的落後，企業在産品的技術和設計上面往往與發達國家的企業有不小的差距，在市場上沒有優勢。但是發展中國家往往有較廉價的勞動力，可以在技術含量低的産品上，利用較低的成本，取得低價格的優勢。從而在國際貿易中保持進出口的均衡。
    

     長期來看，血汗工廠仍然不是一種足夠好的模式，那麼應該如何進一步改善？

也應重視基本人權的保護

     雖然“血汗工廠”幾乎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但並不意味著它就完全沒有問題。某個從有這個詞開始就有的問題，始終不可能完全解決。工廠中太差的勞動環境，缺乏勞動保護，帶來職業病的健康隱患，甚至火災隱患，在勞動力價格較低的地方仍然是普遍現象。如石英礦的二氧化硅粉塵，製鞋業中含苯的粘合劑等等。這些因素往往會在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危及工人健康甚至生命。加強對企業在這方面的監管仍然是必要的。
    

工會應當完善，但也不是終極之道

    賀衛方教授在微博上提出，“中國沒有獨立工會形成對資方的組織性壓力是導致富士康肆無忌憚的重要原因。”按照這種思路，如果組織起合理有效的工會，就能改變這種狀況。事實上，中國的工會確實是相當不完善，在一些國有企業中過於依附於黨委，而在一些私營企業中則幾乎沒有組織。因此，完善工會，增強工人與用工方談判的權利確有必要。但是，在勞動力價格總體不變的前提下，這種改善空間有限。提高工資增加了企業成本，就削弱了企業競爭力，反過來可能危及工人。如果資方選擇去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開廠，則這些原來的工人更可能會面臨失業。
    

仍需靜等經濟轉型，韓國和台灣是成功的範例

    30年前，韓國、台灣、香港也曾遍佈“血汗工廠”，然而如今，它們都已經基本完成向技術密集型産業的轉型，“血汗”不再。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亨德森研究員將其歸結為工人技能的提高和企業家資本的積累。事實上，只要處於全球貿易的産業鏈中，這種轉變是遲早的，勞動力價格會以緩慢的速度提高。“血汗工廠”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要一步，不必急於去改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