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無宿怨的兩支隊隊竟能爆發衝突

    稍微關注世界足壇的人都懂得，“生與死絕對不是最遙遠的距離”，巴薩與皇馬、國際米蘭與AC米蘭、北京國安與天津泰達等豪門之間球迷的距離才是最遙遠的。但在此次騷亂中爆發衝突的兩隊球迷，從歷史上看，並無針鋒相對的理由和傳統。
     阿赫利是埃及擁有最多榮譽的球會，奪得32次甲級聯賽冠軍、34次埃及杯冠軍。5次奪得非洲冠軍聯賽冠軍，2次奪得非洲超級杯冠軍，並當選為非洲足協20世紀最佳俱樂部，是非洲最佳俱樂部。而其對手馬斯裏隊僅僅奪得過一次埃及杯冠軍。兩隊的實力差距可謂天上地下，自然不具備觸發恩怨的條件。同時，阿赫利隊位於首都開羅，馬斯裏隊則位於塞得港，自然不存在競技體育中“同城德比”間水火不容的關係。

帶刀入場，安保如此形同虛設

    足球場作為人群聚集地，其安保要求一向極為嚴格。中超賽場對於球迷所攜物品的管制就較為嚴格，據報道，雖然聯賽水平一般，但安檢標準卻與北京奧運會等同。球迷入場觀賽需經X光機檢驗和人工徒手檢驗兩道程序，曾有現場觀賽經驗的球迷表示，就連飲料瓶都無法被帶進南昌賽區的體育場。在所有場館，能夠投擲的物品均被視作違禁品。
     但從騷亂現場圖片可以看出，雙方球迷均在看臺上放火焚燒座位，並互相投擲雜物，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主隊球迷可以持刀、棍棒入場，對於兇器的管理失效，直接導致了74名客隊球迷的死亡。據BBC報道，這場足球暴力爆發時，球場的防暴警察多數袖手旁觀。但是，衝突發生之後，沒有看到警察出現在街頭。在隨後的打鬥中也找不到警察來加以制止。

形勢失控，演化成了一次政治事件

    球迷騷亂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此前，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南美，球迷鬧事的形勢都會為警方在短時間內控制。但恰如前文所説，此次埃及騷亂，警察的表現並不合格，玩忽職守的態度也引發了各界的猜疑。聯絡到埃及社會政治動蕩的現狀，此事轉化為政治事件的結論並不難做出。
     法國《隊報》稱，埃及現任領導人之前不久還指責前總統穆巴拉克的暴力統治，但現在很快球場上便發生了這麼慘痛的悲劇；意大利《米蘭體育報》埃及相關評論員稱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暴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説：“這説明了在這一‘大屠殺’後面有一個不可見人的陰謀，也可見政府部門玩忽職守。我們猜測這可能是有些官員對一些要求革命、使他們停止行使暴君權利的民眾的懲罰。”

    無論怎樣解讀此次騷亂事件，雙方動手的源頭畢竟還是這場富有爭議的足球比賽。據媒體報道，阿赫利隊長得到的一張紅牌，或許正是導致這起驚天慘案的導火索：當比賽進行到下半場第75分鐘，加利累計2張黃牌被罰下場，阿赫利隊無力扭轉敗局，令隨阿赫利來到客場的球迷極為憤怒，加上當時馬斯裏主隊球迷大肆瘋狂慶祝，並不斷對阿赫利球迷進行挑釁、嘲諷與辱罵，更加劇了阿赫利球迷的仇恨，於是他們對主隊球迷進行回擊。

    可以説競技體育正是隨著人類“好鬥”的基因逐漸發展壯大的，只不過人類為了保證族群的生命安全，才賦予了各種競技項目不同的規則，“更高、更快、更強”的追求一刻都沒有被遺忘。但對於職業競技來説，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投身其中，各職業隊伍也就成了人們雄心壯志的寄託。人們對自己母隊的熱愛可以超越國界、種族，進入一種“死心塌地”且“無法與他人言説”的狀態。無論是英國足球流氓還是響徹工體的京罵，都是球迷情緒的極端體現，這種行為姑且可以算是正常現象。

體育是個“安全閥”，但不應承載太多意義

    1995年，中央電視臺《體育沙龍》播出有關“體育暴力的背後”的專題節目。特邀嘉賓周繼明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説，體育場出現的暴力不完全是一件壞事，我想用一個比喻，它很像是一個高壓鍋的安全閥，如果整個社會像一個高壓鍋一樣，那體育場、足球場是高壓鍋上安全閥，如果這個安全閥出了一點事情，應該説對整個社會的安全是一個宣泄，反而社會變得更安全。”事實上，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安全閥理論”。也有人稱其為體育的麻醉效用，體育有限地消解社會矛盾，對各方均有好處。
     無奈，現代體育從誕生之日就承載了過多的意義，無論競技本身還是體育迷們的心理都曾被人加以利用。希特勒具有比其他納粹黨徒更遠的眼光，他任命自己為柏林奧運會總裁，總攬奧運會的一切事務，從場館建設到宣傳攻勢到奪金計劃等等。戰場策源地成為奧運會舉辦地，稱其為體育史上的悲劇也不為過。
     除政治意義之外，體育仍然在被種族主義者濫用，。有研究指出，當競技體育變得全球化，運動隊伍在世界範圍內徵納隊員時，在競技體育領域將會出現許多種族和民族方面的新挑戰。只要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在競技體育文化、競技體育組織、競技體育制度、觀眾以及運動員中仍存有立足之地，那麼在競技體育領域中肅清種族主義餘毒就仍舊任重而道遠。而這一問題，絕非是給球童穿上“反種族主義”的球衣這種面子工程就能解決的。

會給各種力量利用體育滋事的機會

    一場體育比賽的失控，會造成多嚴重的後果，1969年薩爾瓦多與洪都拉斯之間的6日戰爭就是很好的例子。6月，墨西哥世界盃中北美洲最後一席出線權的爭奪在這兩個鄰國間進行。第一輪，薩爾瓦多客場0：1告負，球員將失利歸結為裁判被收買、主隊球迷的噪音和石頭騷擾。一週後，薩爾瓦多主場作戰，雙方球迷開始相互羞辱，後升級為街頭暴亂。6月26日，薩爾瓦多宣佈斷絕與洪都拉斯的一切關係。7月14日黃昏，薩爾瓦多發動真槍實彈的“足球戰爭”。 當然，戰爭爆發的背後是兩國對於移民政策的分歧和各自國內積累的矛盾，球迷騷亂自然是政治力量“滋事”的好時機。
     而埃及球迷的騷亂上升到流血衝突再到球迷被毆致死，人們很難將這樣的慘劇從埃及國內的形勢中剝離出來。經歷動蕩才誕生的政權，根基不穩，反對勢力為了生事，故選取體育運動作為突破口，這固然是多種評論聲音做出的判斷，但體育從“安全閥”轉身變為“發泄器”，是每一個熱愛和平，熱愛體育的人都不願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