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y是誰？他到底做了些什麼？

      據視頻資料顯示，Kony是烏干達境內“聖靈抵抗軍”的領導者，這個組織于1987年組建，是徹頭徹尾的恐怖組織。他説自己是奉聖靈的旨意去殺人，並將以《聖經》的十誡來統治烏干達。Kony還犯過什麼罪，除了煽動民族仇恨發動戰爭之外，其領導的軍隊90%是由未成年人構成的，部隊通過綁架等方式強迫3萬多名兒童加入軍隊，並對其進行洗腦。視頻介紹到，軍隊曾經強迫這些兒童殺害自己的父母以保命；曾殘忍地摧毀兒童的肉體；曾讓200余萬人無家可歸。而影片中得救的那名少年，只能説他是萬里挑一的幸運兒。基於這些，Kony是排在國際刑事法庭通緝令的第一位的罪犯，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對其的痛恨和指控更是真心誠意。在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組織“Invisible Children”所製作的海報中，Kony要比本拉登、卡扎菲等人排名靠前。

但質疑的聲音也是水漲船高

      但總歸有人是冷靜的，他們開始思考整個事件的真實性。據英國《衛報》的報道，一名身處烏干達的記者説，30000到60000並非聖靈抵抗軍所有娃娃兵的數量，而是其近30年間總共綁架兒童的總數。也有的記者提到，現在就連Kony的生死都是一個謎。這種説法更是得到了烏干達政府的證實。
       對於短片和“Invisible Children”，也有人給出了不同的觀點：“Invisible Children”是一個由前媒體人和前金融工作者為首腦的CEO，其普通成員也多為媒體從業者少有公益項目從業者，這樣，他們更為注重的是關注度。有人也從其官網的數據進行了分析，該組織去年收入達到880萬美元，統計報告顯示，25%的收入被用於了全球旅行和短片製作，只有30%左右被投入到具體的項目中。其他網站的透明度評估中，“Invisible Children”的表現並不好。

它有什麼本事能做到一呼百應

       “Invisible Children”本身就是一個NGO組織，其所倡導的自由、正義、人權等價值觀能引起世人的共鳴。NGO在全球範圍的興起始於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人口、貧困和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人們發現僅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和市場兩級還無法解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一種回應，NGO迅速成長並構成社會新的一級。NGO不是政府，不靠權力驅動；也不是經濟體，尤其不靠經濟利益驅動。NGO的原動力是志願精神，更是人道主義、慈善觀念等。
       隨著社交網絡的發展，共享精神在全世界網民之間開始發酵，人們動動手點一下轉發按鈕，或者加上去幾句評論，經濟寬裕的用網銀匯一些款，似乎完成了“為他人説話”這樣的過程。替非洲有可能受難的人説話，也就是為自己説話。提醒世界去消滅罪惡，畢竟不是什麼壞事。

它能不能得到政府的青睞？

      NGO的行動往往被看作是民間行為對政府行為作出的補充，只要其行為合法，政府一般並不會過多干預（包括正面干預）。更多時候，政府也樂於給NGO組織一些低息、免息貸款。NGO的經費使用是否不當，是由美國財政部、國稅局決定的；判斷NGO吸收善款的行為是否構成詐騙，則是司法部門的任務。
       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政府的決策，從先前的案例來看，結果並不樂觀。2005年，有一個名為Live 8的盛大活動，呼籲G8在2010年之前將對貧困國家的援助提高到500億美元，其中一半給非洲國家。而在隨後召開的G8峰會上，各國首腦也承諾要有所行動。但行動最終僅僅限于首腦們的口頭。而這個視頻卻告訴我們，聲勢浩大的“Make Kony Famous”（讓科尼臭名昭著）活動最終讓奧巴馬在同意出兵（作戰指導員，並不直接參與戰鬥）的文件上簽字。這樣的決定與美國一直倡導的人權至上等價值觀不謀而合，況且這樣的軍事援助對於美國來説根本算不上負擔。

依靠政府？不，他們更相信自己

      視頻還告訴我們，“Invisible Children”曾做過無數次的努力，希望得到國內議員的重視，但都是徒勞無功。在海外戰爭屢屢失意的情況下，再以超級大國的姿態插手他國事務顯然是得不償失的行為——即使烏干達真的存在人道危機。美國習慣於“管閒事”，但並不至於什麼都要管。
       雖然“Invisible Children”對於美國政府的表態似乎十分興奮，但它並未將繼續影響政府決策作為行動新的目標，影響美國遠不如影響非洲國家政府來得有效。“Invisible Children”繼續尋求民眾的力量，擴散Kony的惡行。不管視頻內容的真偽，凝聚全球的力量去消滅非洲大陸上的罪惡本身就有著充足的合理性，他們相信自己有這種力量。

社交網絡能讓大眾的意見廣為傳播

      有種説法認為，坐在電腦屏幕前只知道轉發和敲下感嘆號的人們，對整個事件的解決毫無幫助。的確，他們沒有像“Invisible Children”的組織者那樣，給各種大人物拼命撥打電話。但在那個網絡技術並不發達的年代，這些人連Kony是誰怕是都無從得知；從人道的角度來説，每一次轉發就擋下一顆子彈，也絕非天方夜譚。
       一段時間以來，默多克集團的“竊聽門”等大事件，也讓大眾媒體的公信力逐漸下降。有觀點認為，真正的言論自由狀態應該是每個人都享有可以直接表達觀點的渠道和途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聲音經過媒體的過濾才能發出去。恰恰，社交網絡的出現，給觀點的表達之路鋪上了紅毯。eBay公司創建人Omidyar曾説：“力量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人們無論身處何處都將走到一起，使用Internet，顛覆他們參與其中的活動。”數十億網民可以在同一個平臺上交換意見，當生命、人權等價值觀統一的議題被擺上桌面，群眾意見自然會大範圍趨同。“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為我説話了。”網民情緒的表達並不僅僅是為他人伸張正義。

唯有自由選擇，民意才有價值

      民意的價值、民意的力量在於選擇。Kony一事告訴大家，真正的言論自由絕非探討問題時的面面俱到，而在於人們有著片面選擇，片面相信的權力，只要這種選擇沒有觸碰法律的邊界。新聞作為一種商品，能否面世、如何面世理應取決於媒體把關人的掌握，而這並不與新聞自由的原則向衝突。
       輿論的力量在健康的社會環境中或許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想説什麼就説什麼，允許人一呼百應更允許人頂著輿論的壓力發出質疑的聲音，這本身就是人際傳播最為正面的力量和意義。在雞蛋裏挑骨頭，給被“萬眾齊呼”迷住眼睛的民眾敲響暮鼓晨鐘，同時推動民意健康、理性地前行。政府更願意與這種良性的民間力量進行合作。如果可以讓更多藏身於黑暗的罪犯無所遁形，那麼大眾傳播就真正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