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到新媒體，多種形式共生共榮

       自2009年第93屆開始，普利策獎開始向網絡新聞全面開放。今年，《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和政客新聞網（Politico）兩家新聞網站首度獲得各自的第一個普利策獎項，成為一大熱點。去年，國家新聞報道獎由網絡媒體、非盈利新聞編輯部Propublica獲得。
       在新時代，獲獎再也不是報紙的專利，越來越多的媒體人開始意識到，唯有二者和諧共生，新聞業才有新的希望。PolitiFact是《聖彼德斯堡時報》的新媒體項目。2009年，它為《時報》拿下了含金量巨大的“國內報道獎”，PolitiFact利用萬維網建立的數據庫，對2008年總統候選人語言的辨偽存真，考察候選人言語的兌現與否，給選民恢復出候選人的真實面貌。《時報》主編創辦PolitiFact時的宣言就是：“證明網絡的興起並不是為報業宣佈了死刑”。

專業主義挂帥，小報也能逆襲大獎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大牌媒體時常在普利策獎中大包大攬，但一些小報也能憑藉其專業、有影響的報道“逆襲”一下各位大哥。地處紐約州的《郵報明星報》僅有3.2萬份的發行量，2009年，其社論作品與《華盛頓郵報》相競爭，記者馬奧尼撰寫的一系列關於地方政府暗箱操作和傷害公民知情權的社論，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最終《郵報明星報》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的社論獎。也是該報歷史上第一個普利策獎。
       2005年，美國俄勒岡《威拉米特週報》記者賈奎斯曾獨家揭露30年前波特蘭市長的性醜聞案，市長葛德史密特將14少女帶到地下室實施強姦，性關係長達3年。這段往事也讓這份發行量只有9萬，以街頭贈閱為發行方式的小報一舉問鼎“調查報道獎”。

評選寧缺毋濫，空缺也是一種態度

      2011年，第95屆普利策新聞獎頒獎，突發新聞獎自普利策獎設立以來首次空缺。據報道，評委會主任吉斯勒表示，儘管2010年有許多重大事件發生，如海地地震和墨西哥灣漏油事故等，但普利策獎評委會最終決定在該獎成立95年以來首次將突發新聞獎空缺，不過他並沒有給出具體的原因。
       而在今年的頒獎禮上，社論獎和小説獎也沒有找到它們的“主人”。而評委會依然沒有給出獲獎理由。其實，參考其他的評獎活動，“沒有達到要求”一直是獎項空缺的普遍理由。新聞獎空缺，表達的很可能是評委會對於新聞事業鞭策的態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認為，空缺可能由於媒體對於這些大事件的報道沒有發揮抓住問題關鍵的功能，或者是在事件核心的報道中不夠科學準確。

負面報道，普利策獎“偏愛”這口

      普利策獎不愛對美國政府歌功頌德的新聞，卻偏愛負面報道。資料顯示，在1917—1990年的580個新聞獎中，約有40％屬於“揭醜”類的新聞。另外有40%與戰爭、犯罪、自然災害等事件有關。近百年的時間，總共11項文字類新聞獎通常有7、8篇屬於負面報道。2002年，受到“9．11”恐怖事件的巨大衝擊，11個獲獎作品中有10個都是這類的負面報道。
       虐待兒童、物價上漲、失業增多、醫療事故等不良社會現象，或者種族迫害、販毒走私、窮殺犯罪等違法行為，甚至有關於政府腐敗、官員瀆職、政策法令的缺陷。這些獲獎作品觸及到了美國最見不得人的陰暗面，不單是新聞寫作的範例，更是民眾監督政府行為的指南。

“揭醜”，是對社會和民眾的負責

       作為唯一一個團體獎，公共利益服務獎更是體現了媒體應該對於國家和人民有怎樣的責任感，最著名的當屬《紐約時報》有關“五角大樓文件”的報道以及《華盛頓郵報》的“水門事件”。新聞獎喜歡負面新聞，也是源於媒體長期不懈對於“揭醜”的追求。“這就是新聞———全是壞消息”是美國媒體主流報道模式。
       19世紀下半葉，美國媒體上出現了2000多篇揭露實業界醜聞的文章，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把當時從事揭露新聞寫作的記者們挖苦為“扒糞男子”，這場揭醜運動也被稱為“扒糞運動”。《華盛頓郵報》的一位編輯曾對這種現象評論説：“我們在道德上確信，如果我們再猛地拉開下一個門，就會有一具屍體倒出來。”
       這種一直持續到了今天，新聞從業者們相信他們代表正義，代表民眾，通過他們擁有的輿論力量，可以改造政治，改造社會，挑戰一切他們認為不公正的現象，即使現實中不一定確實如此。

有深度，才能踐行媒體的力量

       長新聞不一定是好新聞，好新聞也不一定要長，但在所有普利策獲獎作品中，除突發新聞報道獎和評論獎的篇幅不太長以外，大多數獎項都以篇幅長、容量大、頗具規模和氣勢見長。普利策新聞獎從1985年開始設立解釋性報道和調查性報道兩個專項獎，更彰顯了獎項對於深度、影響力的重視。
       普利策新聞獎的評審們認為，社會生活是複雜的，由此帶來的對真理和正義的維護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那些與腐敗、時弊、戰爭、犯罪、災害等相關的意義重大的報道，揭醜調查的進行，必須假以巨大的工作量。例如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對“挑戰者號”空難的調查，其採訪難度之大，技巧之高超，是一般記者難以完成的。普利策獎並不歡迎僥倖和投機。
       反觀中國新聞獎對參選作品的要求：文字消息1000字以內，言論2000字以內，通訊3000字以內；廣播電視消息4分鐘以內，評論15分鐘以內，新聞性專題15分鐘以內，新聞性節目編排30分鐘以內。

普利策作為標桿，思想影響深遠

      普利策在美國新聞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但也是一位富有爭議的報人。他是“黃色新聞”（極度誇張及捏造情節的手法進行寫作的新聞）之父，也是揭露社會醜聞第一人。其最大的對手赫斯特在其死後稱，“一支強大的民主力量已經消失；一種代表民眾權利和人類進步而一貫行使的強大權力已告結束。”
       “我們的共和國和它的報業共興衰。能幹的、無私的、關心公共利益的報界是能夠維護公共美德的，訓練有素的報業人員有權利、也有勇氣做到這一點。而沒有公共美德，民治政府便是一場騙局、一種嘲弄。如果報界寡廉鮮恥、惟利是圖、蠱惑人心、貪污腐化，那勢必使人民也變得像它一樣卑劣。” 普利策1904年説的這段話被鐫刻在哥倫畢業大學新聞學院大廳內。可以説，他為美國新聞確立的價值標準影響至今，以其名號創辦的新聞界正是這種觀念最好的傳播載體。

評獎機構權威，專注新聞一百年

      普利策獎的公信力源於其評獎機構的權威地位。現任普利策評獎委員會主任的吉勒斯曾當了40年記者、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了11年新聞報道與寫作，堪稱新聞界的權威。該委員會隸屬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美國第二所新聞學院，在全美的新聞學院排名中也名列前茅。學院創辦于1912年，距今剛好一百年，由普利策立遺囑捐資200萬美元創辦，專注于新聞專業人才的培養，只招收研究生，所開課程不涉及公共關係和廣告等方向。所有普利策獎評委的聘請和資質審核工作均由學院進行。

機制客觀公允，拒絕利益徇私
      1979年，供職于《巴爾的摩太陽晚報》的記者富蘭克林寫了一篇名為《凱利太太的妖怪》的報道，“普獎”認為該報道“具有高度的文學性和創造性”，從而增設特稿寫作獎。這種公允的評價機制極大的刺激了新聞記者對新聞寫作技巧刨新的積極性。
       普利策獎的獎金可謂微乎其微，公眾服務報道獎沒有獎金，只頒發一枚普利策金牌，其他類別的獲獎者除證書外，還有10000美元的現金獎勵。但其對獲獎者“江湖地位”的認同卻是其一輩子的財富。
       委員會的成員本身和評獎人沒有任何利益關係。這樣一種評選機制，就決定了這個獎項在專業主義方面的純粹。由媒體自行評選的新聞獎有根本的區別。評委直接對作品負責，不受任何人的領導，近百年來，普利策一直與內定、“遞條”之類的醜聞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