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交代”是犯罪嫌疑人的義務

      沉默權是被告人的權利，又稱為反對自我歸罪特權，《公民權利公約》第14條第3款（庚）項將其確定為一項刑事訴訟國際準則，規定：“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我國雖也簽署了該公約，但在司法實踐中有所保留。法院審理案件也圍繞著訊問嫌疑人開展。
       在我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思想深入人心，被告人非但不能選擇沉默，“老實交代”更是被法律規定的義務，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後向他提出問題。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

不“老實交代”的後果很嚴重

     如果面對訊問選擇沉默，犯罪嫌疑人會怎麼樣，太多的司法案例給出了答案。《人民日報》曾評論到：“佘祥林案、趙作海案不能禁止，不但給當事人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也引起社會公眾的普遍關注。在保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和打擊犯罪之間，平衡點究竟在哪？”雖然有多項法律規定禁止刑訊逼供，但由於逼供思想餘毒太深且公安機關一直在進行有罪推定，執法者犯法的惡劣案件仍有發生。
       正因為“老實交代”是法律規定給嫌疑人的義務，對刑訊逼供的追責才開展的十分艱難。據《法制日報》報道，在15年來公開披露的30起因刑訊逼供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中，有16起是因為嫌疑人死亡被追究刑責的，佔一半以上；發現真兇或者其他作案人的有6起，佔四分之一；即有超過75%的案件是因為出了人命案或者發現錯案才啟動追責程序的。

“零口供”削弱了口供效力

     “零口供也照樣定罪”等類似的新聞常見諸報端，有人認為這就意味著即使嫌疑人不認罪，法院照樣判你的刑。這樣的理解顯然誤解了“零口供”的作用。
       2000年8月，遼寧省撫順市城區檢察院推出《主訴檢察官辦案零口供規則》，所謂“零口供”，是指沒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檢察機關依據其它有效證據仍然批捕、起訴，人民法院仍然開庭審理，並作出有罪或無罪判決的情形。這也就是説，證據裏可以沒有口供，嫌疑人供認自己有罪，但沒有證據支撐，法律是無法判定罪名成立的。它也將口供對案件審理的影響降到了最低。
       但“零口供”只規定了檢察院單方面的義務，而面對偵查機關的詢問，嫌疑人仍然必須有一説一。學界認為“零口供”的規定是從“坦白交代”走向“沉默權”的一種過渡，而這種過渡在全國範圍內仍沒有完全普及。

司法實踐中一直重口供輕證據

      參《刑訴法》修訂的學者、社科院法學研究員王敏遠在採訪中提到，公安機關對沉默權入法持較大的反對意見，“因為審訊破案仍然是傳統的破案方式，‘撬開他的嘴巴’，因為犯罪嫌疑人最清楚自己幹了什麼，你要不開口，我就迫使你開口。”
       被告人口供是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定七中證據之一。“斷罪必取輸服供詞”、“無供不錄案”這些都是古代酷吏的傳統，現如今，在有罪推定觀念的驅使和“命案必破”、“限期結案”的高壓之下，偵查人員的“口供主義”仍指揮著辦案思維，有時甚至可以為了口供而完全放棄對其他證據的追查，大部分冤假錯案正是發生在逼供的過程中。據《法制日報》報道，趙作海本人稱，他被警方抓獲之後，偵查人員用木棍敲頭、在頭頂放炮、灌催眠藥、威脅秘密處決，致其屈打成招，甚至在獄中趙作海還擔心申訴會換來刑訊逼供，寧可領受牢獄之災，也不願選擇申訴。

幹警素質不高與“口供主義”相輔相成

     公安機關認為“沉默權”入法時機不成熟的理由之一是，公安幹警素質還沒那麼高。因為口供地位居高不下，公安幹警素質低就不那麼難以理解了。一方面是其法律素質低，有評論稱，在刑訊逼供合法化的大背景下，有些司法者想的最多的總是想盡辦法來逼取被告人的口供，而根本不會去考慮被告人的人格尊嚴，更談不上講究什麼民主權利了。
       二是與偵破案件息息相關的偵查能力，至2007年，中國有160萬名警察，平均每萬人有12名警察，警力配置是西方國家的三分之一。真正用於偵查破案的警力往往只佔全局總警力的10％左右，這些警察難以應付洶湧的案件。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局長董雪峰曾説，雖然殺人案件偵破率連續兩年達到100%，而由一般刑事案件破案率明顯偏低，始終在10%左右徘徊，尤其是佔發案總量85%的侵財類案件破率僅為6%左右。公安機關破案手段是否先進、幹警自身實力強弱，並無確鑿的證據。但這較低的破案率也可以印證一些猜測。重視證據還是重視口供，辦案素質高的幹警是不會選擇後者的。

允許不自證有罪，也不等於享有沉默權

      偵查機關辦案能力低，嫌疑人無權選擇沉默，重視實證的辦案方式被拋在一邊也就不足為奇，允許個人不自證有罪的規定，聊勝於無。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3條中“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被修改為“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據中青報報道，律師田文昌認為這兩種規定是明顯衝突的。現行刑訴法第93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要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不能拒絕，沉默權也無處可尋。要想真正貫徹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就不能要求嫌疑人如實供述。這種規定本身就反映出它的不徹底性。“如實回答”這種説法不做改變，偵查人員加大審訊力度的現狀就不會有所好轉。

“米蘭達規則”適用於所有人

      提到沉默權，就不得不提到“米蘭達規則”——即我們經常在電視劇中看到的場景，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後脫口而出：“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説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 如果警察和檢察官在訊問嫌疑人之前沒有告知其有權進行沉默，那麼嫌疑人的供述和依供述所取得的一切證據都將視作無效，不得作為定罪的證據。
       有資料顯示，起初美國警方也反對絕對的沉默權，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嫌疑人自願陳述的供詞反而提高了證據的可信度，案件偵破工作較以前更為順利。田文昌認為，沉默權在中國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存在不能實現的問題，不存在絕對的障礙，關鍵還是在於我們理念的突破。

不能以偵查會受到衝擊來否定它

      與美國等國家賦予犯罪嫌疑人完全的沉默權不同，英國賦予人們的是部分“沉默權”，即在部分情況下，嫌疑人如果對警方的詢問不理睬，那麼法官和陪審團就有權對其作出不利的推斷。英國對沉默權的修改始於1994年，因為世人早已發覺，絕對的沉默權並非完美的制度。
       “米蘭達法則”使國家機關增加了控方調查取證的難度，導致了司法成本倍增；面對犯罪分子繼續危害的可能，全社會必須承擔保障“沉默權”的代價，部分實體正義諸如被害人的權益等等將得不到恢復和實現。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犧牲大多數人的正義來保證“沉默權”。
       但沉默權與司法機關的調查權絕非勢如水火，真正的證據來源於細緻的發掘，絕不是“撬開某人的嘴”就能得到的。這條規則充分的保證了人權的實現，處於不利地位的被告人可以通過行使“沉默權”來免受國家機關無窮無盡的詰問，以免由於自己對法律不熟悉而説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述。當弱小的公民與強大的國家機器進行對抗的時候，沉默往往是最好的武器。

保護公民權利，沉默權是遠遠不夠的

       沉默，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理應得到國家的保護，而保護人權也早已寫入了憲法。2003年前後，長沙市第32中學在《關於提高課堂學習效率的六條規定》中赫然列道：學生對老師的提問享有沉默權。沉默權作為一種觀念早已深入人心，蘊含在這種權力背後的是國家、法律對於個人自由、公民意志的尊重。
       與沉默權並列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等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我們是否享受得到，同樣值得人們持續關注。而當有朝一日我們有了沉默權，在爭取其他權利時如何做到“不沉默”，更是中國人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人權成為紙上談兵，責任不全在國也不全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