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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去紙媒化的風潮率先在國外出現。面對新時代的變革和新型媒體的衝擊，傳統媒體在盈利能力上遭遇了衰退。傳統媒體去紙媒化轉戰網絡，在方式上看起來更像是雜糅，將別人試驗成功的商業模式搬到自己的平臺。這既是無可奈何，可也順應大勢。對網媒而言，沒有平面産品在思路和成本上的拖累，可更快地適應新媒體的網絡環境。
傳統媒體去紙媒化的風潮率先在國外出現。面對新時代的變革和新型媒體的衝擊，傳統媒體在盈利能力上遭遇了衰退。傳統媒體去紙媒化轉戰網絡，在方式上看起來更像是雜糅，將別人試驗成功的商業模式搬到自己的平臺。這既是無可奈何，可也順應大勢。對網媒而言，沒有平面産品在思路和成本上的拖累，可更快地適應新媒體的網絡環境。
2014年1月10日，798尤倫斯小劇場，“自在”自媒體年度盛典召開。該年度盛典由騰訊聯合微信組織“犀牛聯盟”共同舉辦。會場內黑壓壓坐了幾百號人，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甚至有媒體人因為刷臉不成功而未能入內，只好在微信群裏打出哭喪著臉的表情。
2013年7月，《微博將死》一文引起包括《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新浪網總編輯陳彤、李開復等網絡名人和眾多網友的討論。當時正值微博最後的瘋狂期，頹勢初現，但參與討論的網友對我的觀點多持反對意見。2013年歲末，普通用戶加速離開微博已成不爭的事實，我也無心到微博上和當時的反對者們炫耀我的先見之明，因為他們可能已離開。
“單獨二胎”，真成了糾結的幸福。一個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末的母親直言：我們有了生二胎的權利，卻少了養二胎的勇氣。在一個孩子都能讓整個家庭的兩代人都成為“孩奴”的當下，生二胎成為許多家庭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有朋友戲言：老大照書養，老二當豬養。
關於老人的惡名與爭論，是許多因素長時間演化的結果。之所以在2013這一年中集中爆發、走入人們的視線，則是我們社會開始轉型的一個見證。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隨著我們法律法規的完善、社會救助體系的健全，我們有理由相信，在2013這一年受到傷害的敬老愛老傳統，終究會有痊癒與更加光大的一天。
當人們對高房價難以承受，攢足首付終於買到一處“蝸居”時，也許更難承受的是房子建在“毒地”之上。“毒地”也稱為“棕色土地”。在我國，“棕地”一般是指工廠已經搬遷，但還沒有開發的受污染地塊。在歐美它叫棕色地塊。“棕地”是指一些不動産，因為現實或潛在的有害物質及危險物的污染，影響到它的擴展、振興和重新利用。
十面“霾”伏，用來形容2013年整體糟糕的天氣再合適不過。此外，“天氣”位列百度搜索風雲榜的首位；淘寶網友們花了8.7億元購買對抗霧霾的用品；霧霾也不再是北方人們的“專屬”，現在時不時幾乎席捲整個中國。在真正的改變來臨之前，人們寄希望於每一次大風，心中存在僥倖：“霾很快就會過去。”也許，這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儘管在短時間內，公務員聘任制難以徹底打破“鐵飯碗”，但這種有進有出的制度，至少給一門心思想進入體制內的青年人一個警醒：公務員不再是一考定終身的“鐵飯碗”，也將面臨嚴格的考核和競爭，也會面臨被辭退被開除的威脅。
網民基於對官僚主義作風的痛恨，一見到“村支書背鎮領導”的情節，馬上套入“上級欺壓下級”的隱喻；一看到“官員罵群眾是個‘屁’”的標題，立刻認定“這就是囂張官員的嘴臉”……作為大多數不了解基層官場的網民，也面臨一個新課題：如何進行準確的網上監督？
公信力保有著自己的公平之道：你不可能朝夕之間把它揮霍乾淨，也別奢望把丟掉的公信力迅速收回來。如今，媒體的公信力就像被裝進了沙漏，一年過去了，沙子又少了點。當涉嫌受賄、誹謗、敲詐勒索、妨礙公務等違法行為的記者一個接一個被曝光時，媒體公信力的冬天已然來臨。
食品安全問題沉疴已久，保障食品安全、替老百姓打好“保胃戰”，既需要有效的政府監管、完善的法規制度，同時，也需要食品商家的誠實信用和守法自律。只有內部和外部的制約機制都到位，才能建立起食品安全的防線，讓人民看到“舌尖安全”的希望。
對普通的國人而言，“轉基因”仍然是“不可信任食物”的代名詞。在一些國家，在充分公開辯論的條件下，轉基因食品並無遭禁止之虞，但同時，多數國家也會要求在轉基因産品上專門作出標注。吃還是不吃，是民眾的選擇，但尊重消費者的知情權，則是必須要有的態度。
也許她確實不像自稱的那樣“沒有一分錢存款”，也許她沒能將自己的愛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孩子，但這又何妨？這場經歷過後，袁厲害從一個“神”蛻變為一個人。她説，出於做人的本性，今後遇到棄嬰還是會伸手。普通人袁厲害，才是真實的袁厲害。
為救女兒，七年間，唐慧四處上訪控訴，從一個單純為救女兒及還女兒清白的母親，變成一個試圖以一己之力和國家公器鬥爭的騎士。一直以來，她的角色是“悲情母親”。有人説，唐慧推動了民主法制進程，或許是。代價是，她和他們親手造出了七個“唐慧”，或許更多。
那些日子，“發帖少年被刑拘”穩居微博熱門話題排行榜的前5位。一個“關注社會問題”的同學少年，成了網民表達對兩高司法解釋不滿的火山口。楊輝的刑事拘留後來被改為行政拘留。獲釋當天，少年V字手勢無碼照片在微博熱傳，恰如其分地迎合了網民為勝利歡呼的氛圍。
站在2013年的末尾，再看“鋸腿硬漢”遭遇的人生挫折，我們為他這一年的重大轉折感到慶倖。然而，對於眾多看不起大病的底層群體而言，這種幸運無法複製。當醫保資源稀缺時，媒體關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彌補，但問題是，“媒體關注”同樣是稀缺資源。惟願每一個極端的個案，都能為完善社會保障積蓄力量。
很多年後，或許還有一些人會想起“夏俊峰”這個名字，腦海中也會浮現帥氣的崔英傑在庭上抹淚的照片，但未必有人能知道，那個看上去高傲倔強、不乏痞氣的人，才是真正的夏俊峰。或許，在“夏俊峰”成為一個輿論消遣的符號時，真實的夏俊峰，早已遠去。
張高平、張輝、王書金、聶樹斌、趙作海……站在2013年年尾，重新梳理這一年曾引起輿論高度關注的“冤”案，回顧小人物一年來命運的跌宕逆轉，也許我們所能做的，還有很多。
他們是一群遊走在生死邊緣的人，又被稱為是陰陽跨界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職業撈屍人。與此同時，“挾屍要價”、“坐地起價”等負面詞語也常在媒體出現。在中國，“撈屍”這個行業一直遊走于法規和道德的邊緣。2013年初夏，它再次撥弄了人們的心弦。當浙江台州、溫嶺等地相繼出現“撈屍者坐地起價”事件，爭議、謾罵再次向這個群體襲來。
在案情本身之外，明星之子、未成年人、輿論與司法的關係、媒體道德、新刑訴法等元素交織在一起，讓一起強姦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影響，還有教育意義。它並不只在告訴小夥伴們要遵紀守法，每一個參與到這起案件中的人都在學習，法制社會應該如何面對一起刑事案件：網友該如何討論，媒體該如何關注，法律人如何職業化地進行幫助，甚至家屬如何伸冤。
“復旦投毒案”喚起朱令案的新一輪發酵。其間，@平安北京、@公安部打死黑除四害、@清華大學等官微受到刷屏式攻擊，不論它們發佈什麼信息，網友的留言都是“重審朱令案”的呼籲，也不乏媒體及意見領袖的響應。輿論爭議的核心在於，公安機關偵查是否在被其它力量干擾。
無法改變的是，鄧正加已經永遠離開這個世界。悲劇發生後，一些地方出現“城管幫瓜農賣瓜”的新聞。只是，這樣的情節註定稀缺，因為小販和城管係“天然”的對立關係。如果沒有制度保障，對施害者的懲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鄧正加能否成為最後一個在城管面前倒下的瓜農。
回看2013，我們冤枉過“中國大媽”，也被“瀋陽大爺”感動。因個案形成的群體化標簽，如果成為我們看待個體的有色眼鏡，會無法避免地産生偏差，甚至造成傷害。當然，作為個體，每個人都會在這個社會上擁有群體屬性，因此，我們更應該自覺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避免因一己之私而將群體置於尷尬境地。
這一年，還有層出不窮的幼兒園虐童事件，多起中小學生遭性侵案。發生在兒童身上的悲劇，同樣是孩子家長的悲劇，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劇。任何時候，保護孩子、尊敬老人，都該成為一個社會共同的價值觀。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
手握著人生第一份正式勞動合同，王秀青細聲説道：“我可以抬起頭走路了。”這不禁讓人想起他曾經對記者的講述：“2008年，我在路邊擦車，城管把我抓走，把狗從籠子裏放出來，把我關狗籠子裏，我是想要尊嚴，可還有什麼尊嚴呢？”我們為王秀青的境遇得到改觀感到欣慰，同時也該意識到，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一定不能止于媒體曝光。
2013年3月17日7時30分，北京市復興路10號，原本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的白色標牌被悄悄摘掉，取而代之的是“中國鐵路總公司”的新牌子。至此，走過一個花甲之年的“鐵道部”已成絕唱，“鐵總”正式走入公眾視野。
一個對官民不平等極其敏感的社會，立法上的任何偏失一旦帶來官員“受益”的司法結果，必然引起公眾對於立法本身的質疑。在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之爭中，民意的勝利曙光已現，這條被認為是對“錢”、“權”群體提供的法律“保護傘”，至少在2013年已得到最高法的“廢除”贊成票。
彈性退休制，是對一般勞動者基本意願的尊重。而對公職人員，不妨規定“達到某一年齡一定要退休”的條條框框，防止“戀棧”現象的發生。涉及公共利益和公民權利的政策，最好不要搞一刀切。實行更有人情味的彈性退休制，能夠照顧到更多人的想法和利益，滿足更多人的不同訴求，體現我們社會的進步，何樂而不為？
英語作為中國高考“三巨頭”之一，從來都是應試場上“分分必較”、應試場外與補習、謀利捆綁在一起的熱門科目。然而就在今冬，英語將迎來首次“大降溫”，未來不久英語將徹底消失在統一高考的陣容中。英語退出高考，真的如我們想象般美好嗎？英語退出高考了，但中考呢，中考若是依然把外語奉若神明，家長豈敢掉以輕心，學校又豈會麻痹大意？
在廢除勞教制度的路上，無數來自法律界、公益界、媒體界人士及微博上的草根群體，為此無數次奔波、吶喊、諫言，他們保有普法精神、人性及良知，他們以個人的綿薄之力，推動中國法治的進程的這一步。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站在歷史新的起點上，但願在推動中國法治建設的路上，這進步的代價能小點兒，這其中小人物的悲劇故事能不再重演。
恒大不可能以俱樂部之力單騎救主地提高中國足球的大環境，但它展現出了中國足球界的天花板——一個中國俱樂部，在資金支持和運營良好的情況下，能夠達到怎樣的高度。事實證明這個高度並不比日韓低，如果其他中超球隊能培養出更多恒大水平的球員，即使中國稱霸亞洲足壇不可能馬上發生，在國際賽場上取得體面的成績還是可以達到的。
儘管比美國和前蘇聯晚了幾十年，儘管有外國脫口秀節目調侃中國是那個在馬拉松比賽結束、觀眾都散去時才跑到終點的熊貓，但當嫦娥三號探測器系統總設計師孫澤洲雙手捂臉時，電視機前，不知道已有多少中國人比他更早落下了遲到的激動熱淚。
歲末，各大媒體都忙著盤點年度關鍵詞，“中國夢”遙遙領先。勇於造夢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渴望對公共事務發言的公民越來越多，他們將自己夢想的小日子與國家夢想的大政治直接聯絡起來。參與民主政治，是一個有著近十四億人口的大國最寶貴的民族熱情，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的標誌，是一個現代國家邁向富足強盛的最重要里程碑。
1978年以來，歷屆三中全會均成為未來幾年中國改革的風向標。這催生出了中國人的三中全會情結。我們有理由相信，三中全會啟動的新一輪改革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是空前的，必將會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全面深刻變革，促進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助力中國夢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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