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養主要指普通讀者對媒體信息的反應

     媒介素養指的就是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何生産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其中既包括媒體從業者的認知，在“第二媒介時代”，它更多強調的是受眾自身的媒體素質。
      傳統意義上，媒介素養著眼于受眾對媒體“怎麼看”，從自己的角度提出批評意見、通過自己的分析汲取正面能量等等，並起到監督、規範媒體行為的作用。而如今，更好地使用傳媒，表達自身態度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新的媒介環境中，網絡媒體的把關往往流於形式，信息真假難辨，如何保護自己、保護他人的知情權，在新聞自由的大背景之下，培養具有自由覺悟、傳播能力的公民，需要該項教育 進行一次“華麗轉身”。

意在抵制粗俗的媒介內容，捍衛健康的價值觀

    英國對於香港媒介素養的培育功不可沒。媒介素養教育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報業與電影的發展是媒介素養源起的主要原因。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20、30年代，報業發展迅速，報業集團急速增長，報紙銷量大幅上揚，廣告業發展迅速通俗報紙的“媚俗化”傾向嚴重。而後，電影成為主流媒體，電影中所呈現的影像，形成了大眾文化，工人階級成為主力消費群體，相對於英國傳統的文化，它顯得粗俗。
      有學者認為它是一種偽文化，損害了正面價值觀的純正和健康。如今，網絡的發達給了類似訊息提供了更為便利的傳播通路，媒介素養教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了，其目的就是抵制媒體中傳統價值觀或道德標準被扭曲的大眾文化。香港回歸後，一方面香港媒介的自我審查危害到媒介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市場驅動新聞業走上粗俗路線，總體上使香港的媒介環境快速惡劣，引起公眾的不滿。媒介素養教育在香港自然應運而生，從小學到大學，從象牙塔到整個社會，“媒體在做，人在看”，才有了香港媒體相對繁榮的局面。

民間組織的努力是主要推動力量

     香港的媒介素養教育並非始於自上而下頒發的課程大綱和一系列教材，而是一直在受到來自不同背景的、關心年輕人教育和成長的人士、民間組織的推動，這些民間組織逐漸成為媒介素養教育運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2001年，香港70多家機構與學校聯合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活動；香港電臺分別在2000年和2002年製作了兩期傳媒教育的電視節目——《點解兒童不宜》和《傳媒萬歲》；2003年，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出版了《把傳媒帶入課堂——傳媒教育教案及經驗分享》一書。經過十餘年的發展，香港的民間組織免費為大眾提供各種服務，教導年輕人如何認識、分析、運用和監查大眾傳媒，一方面培養他們成為精明和有品味的傳媒消費者，另一方面鼓勵他們監查和改善傳媒，做個既有責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

教育改革為它注入了新動力

     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發表兩份文件，提出教育改革的目標是希望通過終身學習，培養出新一代的具有自學、獨立思考和探索新領域能力的學生，使他們能夠學會作自由民主的社會中的合格公民。香港的教育學者認為傳媒教育的理念與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精神相契合，有助於培育知識型人口。教育官員亦鼓勵老師在課堂及課外活動中加入傳媒教育。加之媒體技術在學校中的被廣泛應用，在過去十年間，香港的媒介素養教育有著顯著的進步。
      目標的實施少不了官民的互動，香港傳媒計劃的網站由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李月蓮在1999年創辦，提供有關傳媒教育的文獻、書籍、網絡鏈結、視聽資料等，目的是在香港及大中華地區推廣傳媒教育運動。

媒體自律自省提供了良好的氛圍

      1998年前後的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經濟打擊很大，令報業廣告收入嚴重收縮，減價戰使各報業陷入惡性競爭——用煽情的手法去製造新聞、消費資訊充斥著新聞版面、大量刊登侵犯隱私的低級消息。1998年10月，香港有記者炮製了“陳健康事件”的假新聞：一名叫陳健康的男子，在妻子因不滿其在內地尋歡而帶著兩名年幼子女跳樓自殺後，仍繼續北上深圳嫖妓。事件在回歸後的香港引起傳媒的反思：究竟由誰來約束傳媒？如何約束傳媒？
      2000年4月，特區政府發佈諮詢文件，建議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理條例》進行檢討和修訂，賦予其具有法律效力的制裁權，接受公眾對報刊不良行為的投訴。7月，香港報業評議會正式成立，旨在提升香港體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保障社會公信力和新聞自由。經過多年的努力，香港的媒介生態逐漸走上了健康的道路，以至於虛假廣告等現象幾乎絕跡。但由於低級趣味內容仍然廣有人緣，媒介素養教育仍然是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將人從信息中解放，才能正確理解社會

      有人學者將媒介教育的目的總結為“釋放”與“賦權”：釋放是指個人在心智上能夠穿透媒體所建構的迷障，不被媒體左右。而更能進行社會參與，使用媒體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促進公民素養。賦權則指個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選擇、評估媒體及其內容，進而透過理性的思考與對話，去影響、督促媒體改善內容，乃至培養公民産制自産創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訊息。共同建構社區品味，從而提高社會的文化品質。
      2010年，菲律賓人質劫持事件後，香港民眾及時地認識誰才是應該批評的對象，自身的憤怒表達不應波及他人，隨後的8萬人大遊行中，香港同胞理性克制，拒絕髒話和謾罵，結束後，場地整潔如初，片紙不留；2012年初，某報紙刊出“香港人，忍夠了”的大幅廣告，表達反內地孕婦赴港的立場，並暗諷內地人為蝗蟲，要求當局阻止內地人“入侵”。而隨之而來的則是眾多大學生走上街頭燒燬廣告，呼籲矛盾和解，理性看待並解決問題。媒體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會必然地帶有主管偏向和引導意圖，但顯然，通過媒介素養的培養，讓民眾清晰地意識到“媒體也會‘犯錯’”，從而糾正自身的看法，做到這些可能並沒有那麼困難。

民眾擅用媒介才能推動社會進步

     一名與香港著名地産商鄭裕彤相熟的商人魯連城，買下名勝大浪西灣西下村擬作開發，網民在社交網絡開設群組反對，迅即有6萬多名網民加入，政府官員亦要介入，商人突然公佈2010年7月22日起暫停工程。但香港網民表示，不會滿足於工程暫停，至少要把有關土地還原。
      從線上走到線下，從媒體營造的環境中走入現實。媒體所承擔的角色不再是公民情緒的挑動者、事件的組織者。前不久轟動一時的“KONY2012”事件再次令世人領略到了“自媒體”所蘊含的強大力量。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只能夠做到儘量吸引民意的關注，真正行之有效的監督，還是公眾更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