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永圖:勿過分解讀危機 改革要順其自然
財經名人訪:去年是博鰲亞洲論壇的十週年,在過去的十年中,隨著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博鰲論壇的影響力在不斷地增強。那麼,博鰲亞洲論壇新十年的開始,您有一個怎樣的規劃?
龍永圖:我覺得有時候規劃跟不上計劃,作為一個論壇很重要的一點是怎麼樣與時俱進,因為世界經濟的形勢發展得太快,而且變得越來越複雜。像過去幾年,開始是美國本土所引起一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然後是歐債危機,在這個過程中産生了20國集團的首腦會議的機制。全球經濟發展的變化是很快的,而且是很複雜的。所以,我認為博鰲亞洲論壇今後十年做到兩點特別重要:第一點,就是怎麼樣與時俱進,怎麼樣對於國際經濟形勢作出更快的或者更權威的應對。“權威”就是要考慮請到一流的專家、學者和一些官員,能夠對一些重大經濟形勢變化,作出準確的、令人信服的解讀。還有一點就是怎麼樣提出一些具有遠見性的觀點,論壇不可能只對發生的事情作出反映,更重要的事故要對可能發生的問題,和這些問題可能對亞洲或全球經濟的影響作出一些設想,提出一些建議。我很高興看到博鰲亞洲論壇最近對於治理、支撐的問題下了一些力量。這是非常好的,因為一個論壇的成功不僅在於非常活躍、吸引眼球,還在於論壇結束以後,能留下一些東西讓人們思考,讓企業家找到一些經營或者戰略調整的理念,對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也有參考價值。所以,我覺得今後十年,博鰲亞洲論壇要在這兩個方面加強工作,保持一個強有力的一個影響力。
財經名人訪: 可持續發展一直以來都是博鰲論壇關注的話題,但是今年的主題特別關注“變革世界”這個大的背景。你在論壇發言的時候,也提到目前世界經濟中心確實存在向亞洲轉移的趨勢,但是您説不要過高估量和誇大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為什麼您會有這樣的理解?
龍永圖:這個對我們中國來講更重要,因為我們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國內有一種傾向,比較過高的估計了我們中國的經濟實力,亞洲統一也是過高地估計在亞洲對於整個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亞洲經濟的影響力是在增加,但還沒有達到一個根本的轉變。我認為,現在來看,美國經濟依然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引擎,如果美國經濟出現了災難性的後果,對於現在的亞洲來講,也是打擊很大的。如果美國的經濟出現了一些復蘇的跡象,對於亞洲經濟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因為亞洲經濟,包括我們中國經濟,雖然希望走向內需主導的增長方式,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可能還要長期的依靠出口。我一再強調,絕對不要放鬆出口,絕對不要採取一些刻意的政策來限制出口,不能因為美國人説我們的出口太多造成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就刻意減少出口,或者減少沿海一些加工貿易的出口基地,我覺得這都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是需要時間的,從一個外需起主要作用,或者起重要作用的經濟體專向一個內需為主導的經濟體,確實需要很長的時間,可能是20年、30年的時間。中國如果城鎮化進程沒有基本結束,如果廣大的農民還不能夠過一個好的小康生活,就很難建立一個真正的內需主導的經濟。所以,我們需要看到這樣一個進程是比較長期的,我們必須要準確地評估到底亞洲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是不是有決定性的影響。我覺得現在還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只是一個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始終要保持一種緊迫感和危機感。對目前我們所取得一些成績,包括亞洲所取得的一些成績,弱國過高估計的話,可能會影響我們對於全球經濟的分析,也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政策的調整。
財經名人訪:你剛剛説到外需的重要性,我們知道在變革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是新勢力和舊勢力相互角力的一個過程,表現在經貿領域,就是不斷演化為一個個貿易爭端。自去年至今,美歐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和制裁可以説是達到了一個歷史上比較頻繁或者最嚴厲的一個頂峰時期,您認為這種情況在今年會不會得到好轉?
龍永圖:我覺得應該把我們和美國、歐洲的貿易貿易差,把他們採取的一些貿易保護措施當成一種常態的事情,而不是當成一種非常令人驚訝,或者説是可能造成決定性影響的事。實際上,我們和美國、歐盟貿易糾紛只佔整個中國對外貿易很小的一個比例。商業部最近發表的一個材料就表示,在過去這十年當中,我們同國外的摩擦,實際的貿易量也不過就是394億美元。當然,從絕對數量講,這個數是很大的,但是,我們去年整個的進出口的貿易是3、4萬億美元。也就是説,394億美元只是一個零頭。所以,我們一方面對美國和歐洲或者其它對我們採取保護主義措施的國家和地區,我們要嚴正的交涉,要對一個個問題,反傾銷、反補貼或者是各種條款給予一些很認真的關注。但是,從宏觀來講,我們不要給老百姓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我們的經濟貿易環境發生了一種重大變化,處在一種歐美國家遏制狀態。這個沒有準確地反映中國國際經濟貿易目前總的形勢和特點。而且從某種意義上,可能會使得我們對繼續發展對外開放政策,繼續發展的經濟貿易失去信心,或者是會過高地估計一些困難。所以我覺得還要實事求是地評估國際摩擦。國際國際摩擦差為什麼會産生,因為我們中國的國際貿易增加地太快了,塊頭太大了,做生意太多了,肯定就是要招來很多的摩擦,這是一個問題。第二,正好這幾年,美歐又出現了經濟上的困難,所以,他們就更容易傾向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這兩個原因一疊加,就使得最近幾年貿易保護所産生的一些摩擦越來越多。但是,我從來不贊成提“貿易戰”,“貿易戰”就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貿易制裁和反制裁。我認為,在中國目前對外經貿關係中還沒有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我希望你們媒體也慎用“貿易戰”這個詞,講“貿易摩擦”、“貿易糾紛”比較好,但是一提“貿易戰”就是全局範圍的事,這方面我認為至今並沒有發生,我想在今後幾年也不會發生。因為經濟全球化以後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利益和經濟關係越來越相互依存,甚至美國人都承認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他們不可能把同一船上另一個人打下水去,打下水去可能造成整個船的顛覆。我們多年參加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已經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種利益格局,這種利益格局能確保或者説會很大程度上避免全面的貿易戰。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客觀地來看待當前的這種貿易糾紛和對外貿易的形勢。
財經名人訪: 我們現在的內部環境是以穩為先,但是整個世界形勢是不斷地變化,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才能保證這個預期增長,實現穩中求進的大目標?
龍永圖: 我覺得“穩中求進”主要還是要考慮到國內的宏觀政策相對穩定,要考慮各項基本的經濟政策的連續性。我覺得“穩中求進”的“穩”,主要是涉及到國內的一些形勢,國際上的一些變動對我們有影響,但是不是決定性的影響。美國2007、2008年引發的金融危機,我當時就特別強調,不能説美國人得病了,中國就一定要得病。因為畢竟我們和美國歐洲以及其它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沒有那麼緊密,特別是當時我們的資本市場還沒有開放。所以,他們的金融危機不可能對我們産生災難性、決定性的影響,歐債危機也一樣。我們有些媒體或者專家總是喜歡過分地解讀國外經濟形勢對我們經濟的影響。我覺得媒體應發表一種比較理智、專業的觀點。這樣的話,不至於使我們中國對於國際上的一些經濟危機也好,金融危機也好,或者重大變故過分解讀,過度反應。我覺得過分解讀,過度反應對我們搞穩中求進都是不利的,我們既要認真觀察形勢對我們的影響,也要很冷靜看到這種影響是短期的,不是決定性的,因為我們中國還是在走自己的路,我們還是掌握著自己的整個發展進程。
財經名人訪:我們之前採訪了一些企業家和專家,有些企業家和專家就認為這一年對於中國的意義不亞於1992年,對於他們的這種樂觀與信心您是有怎樣自己的見解?
龍永圖:我覺得也不要過度地解讀目前採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存在著很大的連續性,並不是突然之間採取很多的改革措施。實際上,我們現在採取的一些改革措施也是過去幾年來長期溫熱,長期溫嚷,長期形成共識的結果。搞一個改革,並不是説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屆政府要改革就改革。做一項重大改革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有一個形成共識的過程,這個過程有時候很長,但不能説我們的改革就停止了。就像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搞了15年,並不是説我們只是在1999年和美國突然達成協定,2001年就突然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不是的,我們這15年一直在進行艱苦的談判,一直在國內形成一個最基本的共識,形成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我記得當時談判的時候,中央領導同志給我們講,還是順其自然,還是要水到渠成。我覺得一些重大的改革也是這樣子,也是要凝聚共識。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些重大的改革不凝聚共識,操之過急未必會有好的效果。我就覺得從中國入世談判的經歷來看,我們確實要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但是也要順其自然,使一項改革能夠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支持,這種的改革成功機會才大。有些改革措施看起來非常令人興奮,但是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實惠,或者説我們的體制上沒有得到真正的改革,這種改革也不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到改革也是凝聚共識的過程。
財經名人訪: 今天早上佐利克先生在博鰲論壇上表示,對於20個集團面臨一個挑戰是,一方面面臨現有的財政危機,同時還要盡全力去推動本國的結構性改革,對於這個挑戰,你的見解是怎樣的?
龍永圖: 我覺得佐利克講的是不錯的,我覺得雖然有20國集團,或者很多多變、雙邊的會議來協調各國的財政經濟政策、金融政策,但是最心核心的是內部體制的改革。中國人都相信一個觀點,外因只能通過內因的來起作用,內部的條件,內部的改革,內部的結構調整,是非常關鍵的。外因對中國産生作用,就是因為內部準備好了,所以你才能夠進行重大的結構改革,才能使得中國的改革進程能夠得以前進。當然我們也希望外部一些條件能夠加深我們國內的體制改革的進程,就像我們中國入世一樣的,以開放來促改革。國際上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包括金融危機也好,歐債危機也好,實際上這些外部的壓力,也促進了國內的一些改革。這樣的話,就會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內外的良性互動,使我們的改革進程能夠確實有效,最後才能成功,而且老百姓從當中得到真正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