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5日，本和我同時受邀前往福特入主的白宮參加一場晚宴，用餐時我坐在了新總統的旁邊——一個令人激動的標誌，代表整個悲哀的“水門事件”就此結束。（有一則關於福特升任總統的趣聞是這樣的：一批印有他照片的T恤衫出現了，照片旁的説明文字寫著：“我是靠《郵報》得到這份工作的。”這句標語被我們的分類廣告部門引用。）到這時，福特已經赦免了尼克松的一切罪責，我認為這有些為時過早，覺得尼克松至少應對此有某種愧疚感。我懷疑還暗藏著更多的罪惡行徑沒有被揭露——現在看來可能永遠都不會浮出水面了。我敢肯定福特是頂著眾多壓力，把整個災難性事件“撇到我們腦後”的。然而尼克松的幕僚們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尼克松。辭去總統職務確實是個不小的代價，但他的大多數幕僚都進了監獄，而他卻能在最後重新成為政界元老式的人物，甚至先後在羅納德·裏根和喬治·布什擔任總統期間為外交政策出謀劃策。

到1973年年底，我們——《郵報》和《郵報》的一些員工——開始獲得大量獎項。正如我給某人寫信時所説：“這是一個愉快的麻煩。”我獲得了最重要的新聞界獎項中的兩個，約翰·彼得·曾格獎和伊萊賈·帕裏什·洛夫喬伊獎。我認為其中一些獎應該頒給別人，尤其是本，我認為它們全都頒給我是反性別歧視主義在起作用。

幸運的是，誰得了什麼獎並沒有影響本和我的關係。事實上，在1974年年初，一份媒體行業的業務通訊稱我是“傑出的報紙經營者”，而把本排在第二位。我認為這特別具有諷刺意味，因為作為一名報紙經營者，我除了艱苦努力外仍然什麼都不會。但是，我認識到，“水門事件”在當時佔據了每個人的頭腦，因而那份報告的編輯們沒有著眼于全局。

“水門事件”實際上令我和本的友誼牢不可破。自始至終我都主要依靠他。他更是幹勁十足、充滿魅力的領袖，不論我們受到何種打擊，他都能保持冷靜，勇敢無畏。正如伍德沃德後來所説：“一直覺得布萊德利是我們的領袖。他就是那個扛著指揮大旗的人。”本的品格自始至終如此高尚，我會不時去拜訪他，還從他那兒學到很多新東西。

有謠言説我要趕走他，因為他把“水門事件”報道得太過火了。當這種謠言四處傳播時，你再怎麼否認都是徒勞；儘管這個人一直在任，謠言還是不斷。還有很多關於我們關係的性別歧視的評論。不知為何它似乎總是被描述得很誇張。例如，在《波士頓環球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本·布萊德利和阿貝·羅森塔爾的文章之後，我寫信給湯姆·溫希普，向他抱怨説：“為什麼只要一位女發行人和一位男總編輯共事，他就被指責為手握大權，而她則被指責為容易受擺布？”事實是，我一直喜歡和本共事，而這段時期可能是與他共事的所有時光中最有意義的一段。

為了保持我們在年底互相寫信的傳統，在1974年這個重要的年份快結束時，我給本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總結了我內心深處對我們之前一起經歷的那些事情的許多感受：今年我不準備等你先給我寫信了——我在穿衣服時開始回想過去這一年，等穿上鞋子時我忍不住就在便簽本寫了起來——正如我想起你昨天下午説的話：到了每年的這個時候了。

你和我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神話和現實分開。因為過了今年，神話會開始蔓延，而現實開始淡化，甚至在我們的腦海裏也如此。

現實毫無偽裝，但顯然又難以描述。現在很多人認為你是英雄我是女英雄，同樣，持相反觀點的人也很多。我覺得英雄和女英雄都是些平凡的人，通常過著同樣平凡的生活。可是，當你在公認的日益嚴重的危急局勢中告訴人們你只是在做分內的事情時，他們會説，啊，是嗎，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