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後，“水門事件”中一件影響巨大的事發生了——這是一個轉捩點，一個關鍵時刻。在向參議院調查委員會作證時，霍爾德曼的另一名助理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透露，白宮有一套語音錄音系統。總統之前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的大量談話的絕大部分內容都被錄了下來，這個事實顯然被總統本人忽視了。或者他也許認為由於沒有人知道，所以這個系統的存在將永遠不為公眾所知。但是，總得有人來安裝這個東西並運行，這個人正是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正如伍德沃德後來所説，它是“這個系列事件中又一個不可思議的片段，是我們的好運和尼克松的厄運。一系列錯誤的決定、錯誤的轉折。然而，徹底揭露該事件完全取決於這條脆弱的線索，而它本來可以有上百次機會被切斷”。

如果沒有這些錄音帶，這個事件永遠不會露出真相。事實上，我認為是它們救了我們。在這些錄音帶被發現後，人們為了拿到《郵報》的第一版，真的開始等候在我們大樓外的巷道裏。所有人都在關注這個報道。

天知道尼克松為什麼沒有銷毀這些錄音帶！他似乎認為它們有保留價值，認為自己有能力守住那些隱秘的內容。事實上，他也確實很長一段時間千方百計地在做這件事。7月25日，總統宣佈他不會把錄音帶交給由司法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任命的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因為這將危害“政府的三權分立原則”。

無法理解的是，這段時間裏我甚至還試圖與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保持聯絡。如今回想起來，考慮到我們當時正對他猛烈抨擊，我這麼做似乎有失尊嚴。我認為這基於兩個因素，一是與討厭我們或觀點不同的人交流總比不交流好，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我那過時而成為累贅的優良傳統，即願意去取悅別人。

有人寄給我一張紐約某處一間舊木屋的照片，屋子上用油漆寫著：“（斯皮羅）特德·阿格紐喜歡凱·格雷厄姆。傳下去。”我覺得這太有趣了，於是就照其所示，把它傳給了副總統，並對他説：“我覺得這個告示……可能會像逗樂我一樣逗樂你。寄給我這張‘塗鴉’照片的人告訴我，這間木屋後來被燒掉了——這樣一來證據就被毀滅了！我想人生中的事——或塗鴉上的字畫——常常兜一圈又回到原位。我保證對此事保密。”

更誇張的是阿格紐的回信：“我對這個塗鴉挑不出任何毛病。要欣賞一家把人描述成卡裏古拉之馬卡裏古拉是羅馬帝國第三任皇帝，被認為是典型的暴君。據説，他曾將一匹自己最喜歡的種馬牽到元老院，要提名讓馬進入元老院，成為元老們的同僚。——編者注的報紙很難，但我認為你是迷人的。”多令人尷尬啊！

另一個戲劇性的事件開始圍繞阿格紐展開。我寫給他那封短信剛過去10天，阿格紐宣佈他被通知自己正因涉嫌觸犯刑法要接受調查。兩天之後的8月8日，他舉行了一場記者招待會，老調重談，否認那些罪行。

隨著調查的深入，《郵報》在9月22日發表文章説，儘管副總統聲稱絕不會辭職，但實際上正在進行認罪求情協商。阿格紐的律師試圖向《郵報》一直報道阿格紐的記者理查德·科恩和其他幾名記者發傳票，以此獲知某些極不利的消息是從哪兒洩露的。我後來用非常簡明的語言形容阿格紐當時努力在做的事：“直白地説就是，他想知道政府內部是誰在告發他，這樣他就能私下對付他們或讓總統開除他們。”

我們的律師研究出的保護科恩和《郵報》的對策是，把科恩所有與阿格紐相關的筆記都放到我的名下，後來我在提交給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堅稱自己肩負著保管這些筆記的最重大責任。其實，如果保護這些筆記和消息來源需要我進監獄的話，我已經作好了準備。我在旅行途中轉機時接到了電話，如釋重負地得知阿格紐宣佈對自己被指控擔任馬裏蘭州州長時逃稅的罪狀採取不抗辯，這意味著我脫險了。1973年10月10日，斯皮羅·阿格紐辭去了副總統的職務。

與此同時，尼克松總統的麻煩不斷增多，一點兒也沒有因阿格紐的危機而好轉。8月15日，他又發表了一次電視講話，這是他就“水門事件”所發表的第五次重要聲明。他在聲明中稱該事件是“對回顧過去著了魔”，還説國家讓各級法院來處理此事和關注此事，卻不去關注“那些比它重要得多的大事”，試圖以此轉移人們對這個事件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