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一週裏，眾議院全體成員在2月6日以410票贊成、4票反對，同意啟動彈劾調查程序，並同意放寬司法委員會的傳喚權。事實證明，總統無法將他對新聞界，特別是對《郵報》的所有仇恨只局限在白宮範圍內。他出席了愛麗斯·羅斯福·朗沃思的90歲壽宴，然後對等候在外面的記者們説她永葆青春的方法無疑就是“不為華盛頓的景象所困擾”，還説：“假如她把全部時間用來看《郵報》或《星報》的話，她早就活不到現在了。”

2月下旬，黑格邀請梅格、本和我去白宮共進午餐——顯然是一種試探。我們在1974年年初的所有感受與我們在之前那些年月裏所經歷的緊張、擔憂和極度痛苦完全不同。到了這時，毫無疑問，我們所有人都情緒高漲，因為我們已經被證明是清白的。可是，我們的滿足感被尼克松政府所作所為給我們帶來的失望大大地削弱了。

我去鄉下度完週末回來後，梅格帶著十足的懷疑口氣問我：“你聽到最新消息了嗎？”隨後她開始告訴我，尼克松之前為了計劃中的尼克松圖書館，捐贈給國家檔案館一些文件作為禮物，可是這些文件的轉讓契約上的日期被寫早了。契約上的日期寫在了一部約束這類禮物的免稅金額的法律生效日期之前。尼克松在過去4年裏申報了將近50萬美元的免稅款。我還記得我當時的回應是“真精彩”。我知道這聽起來是報復心理，但事實是，在被辱罵了這麼久之後，我們自然很樂意看到這樣的驚人事實一個接一個地被揭露出來，遠遠超出我們報道的範圍，甚至超出我們最瘋狂的想象。梅格説：“如果你下次發表講話時説，‘這當然沒有令我們滿足。我們只是在履行我們分內的義務’，上帝會懲罰你的。”

我們再次高興地看到所有事情得到進一步證實。1974年3月1日，大陪審團作出判決，立案起訴7名前尼克松政府及競選活動官員涉嫌密謀掩蓋水門盜竊案。

接下來是什麼？5月9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開始就是否彈劾尼克松舉行正式聽證會。儘管我的一些朋友，包括安德烈·邁耶，認為《郵報》正企圖從總統身上“榨幹最後一滴血”，我還是相信我們是在理性地、不偏不倚地跟蹤報道彈劾進程，於是我答覆安德烈説：“我一點兒也不明白任何人，不管這個人是多麼的居心不良，怎麼能夠把這曲解為‘榨幹最後一滴血’……比起對這位總統的影響來，它其實更關係到什麼最有利於這個國家的現在和將來——這位總統已無關緊要，這個國家卻至關重要。”我私下認為彈劾是正確的，但我的個人觀點並沒有摻和到報紙的報道中去。

5月中旬，有消息透露，尼克松與霍爾德曼和迪安之間進行的、關於以經濟手段報復華盛頓郵報公司所屬電視臺的營業執照的談話錄音在錄音帶公佈之前被刪掉了。這件事在報界被廣泛報道，包括我們自己的報紙。結果，我收到了喬·艾爾索普寫來的一封深表痛悔的信，之前他基本上一直站在總統一邊，我們還為政府是否與我們的營業執照遭到挑戰有關聯而有過激烈的爭論。喬在信中寫道：你都對了，而我幾乎全錯了。這是我看到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報道總統威脅報復《郵報》這篇異常有趣的文章之後的第一反應。我無法告訴你我有多麼欽佩你們全部人表現出的巨大勇氣，尤其是你和本。我也許不能預測最終的結局是好是壞，而且有時還心存疑慮，但事實是，白宮內部形成了一個非常危險的體制，如果繼續下去將危及這個國家。你和《郵報》的其他領導人及記者們一手摧毀了這個體制……因此我向你致以最熱烈的祝賀，還有我的歉意，為我曾在真相明了之前就假定我們不幸的總統是正確的——現在證明這樣做是個徹底的錯誤。喬的這封信寬容大度，我確信他寫的時候帶著對某些無法彌補的損失的巨大難過和悲傷。

“水門事件”繼續朝著一種兩年前誰都無法想象的結局發展。1974年夏天，儘管被揭露出來的一切事實以及各個機構——各級大陪審團、各級法院、國會參眾兩院委員會——所採取的全部合法程序看起來是那麼的令人吃驚，尼克松卻仍然在指責新聞界令他陷入尷尬境地。他一度聲稱，假如他是個自由派，並且“迅速撤離越南”的話，新聞界就永遠不會對“水門事件”大肆渲染。儘管尼克松信誓旦旦地向他的支持者拉比·巴魯克·科爾夫宣稱，“水門事件”將被記載為“美國歷史上範圍最廣但內容最淺薄的醜聞”，但這個事件卻繼續曝出內情，一點兒也不像他説的那樣。

7月8日，聯邦最高法院進行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特別開庭，審理“美國訴理查德·尼克松”案，聽取控辯雙方的論據。此案利害攸關的一點在於，法院是否會下令尼克松交出白宮錄音帶。第二天，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彼得·羅迪諾透露，對於相同的幾盤錄音帶，白宮公佈的內容和委員會發現的內容卻有許多不同之處，這表明尼克松在積極掩飾，而且這種行為還在繼續。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裁決，尼克松無權拒絕提供刑事審判所需要的證據，因而下令他交出賈沃斯基之前發傳票命令其交出的其餘那些白宮錄音帶。隨著這個判決的出臺，事件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前發展。7月27日、29日和30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相繼通過了3項彈劾總統的條款，指控總統妨礙司法、違法和拒不交出委員會發傳票命令其交出的材料。